双方僵持不下，协商会不欢而散。
“那位女干部的态度非常强硬，又说《通报》就是最终结论。还6次反复强调，说‘你们不满意，可以去告我，去告教育局。”郑女士说，“既然开听证会，为什么不让我们家长参加？我们从来没有要求鉴定’校园欺凌‘，可他们却主动去做鉴定，他们到底怕什么？我看这个《通报》，纯粹就是为了应付舆论。”
针对郑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于1月24日下午拨打了沈阳市于洪区教育局杨局长的电话，语音提示该“手机已关机”。记者随后拨打了东平湖街一小佟校长的电话，连续拨打多次，均提示“正在通话中”。
孩子妈妈怀疑自己也“抑郁”了
47岁的郑女士要孩子比较晚，聪聪是独子。她还向记者出示了聪聪此前获得的各项奖状、荣誉证书，包括国家、省、市级的各类奖项多达近30个。除了学习成绩优异，聪聪在书画、舞蹈等方面也很突出，是多年的优秀特长生，还曾作为才艺新星，做过“东北地区小形象代言人”。
”我向教育局反映的问题，是我儿子在学校被罚跪磕头导致了抑郁，而教育局最后给我的结果，是认定这不是’校园欺凌‘，因此不予转学；教育局对施暴学生的要求，仅仅是道歉了事，并未做出其他处罚，而施暴学生至今也仍未给我孩子道歉；这样的处理《通报》，会不会助长学生的暴力倾向，会不会影响更多的学生去模仿；还有孩子的医疗问题呢，难道因为不是’校园欺凌‘，就让我们自己来承担后果吗？“郑女士说，为了聪聪的事儿，近两个多月”每天睡眠不足三个小时“，她甚至怀疑”自己也抑郁了“。
律师说法
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少春律师分析认为：首先，作为学校来说，应当依法保障未成年子女在学校内的人身安全及健康，如果因放任不管或监管不严，导致校园霸凌行为出现致学生受伤的，那么学校依法应当承担一定民事赔偿责任。其次，对于实施校园霸凌行为的学生来说，除批评教育之外，如造成他人身体、精神损害的，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后，对于受害学生家长来说，学生家长可以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投诉反映，教育部门有权调查后依法依规处理；如对处理结果不服，可向上级行政机关复议或投诉。此外，如因此造成学生身体或精神受损害的，可以向当地法院起诉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