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武帝朝，其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以盐铁专卖为代表的垄断经济政策。文景时代奉行不与民争利的黄老思想，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主要集中在民间社会，中央政府对于社会的经济控制能力有限，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基本思想就是国家本位的垄断经济，最终大大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也就提高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和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第二是以推恩令和刺史制度为代表的集权化政治改革。经过了七国之乱，王国力量被大大削弱，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彻底消灭了王国势力，此外另设刺史制度，监察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而在朝堂之上另设中朝以削弱相权，实现了集权化改革。第三则是儒家化意识形态改革。武帝重用董仲舒、公孙弘，也就意味着汉帝国的统治思想从黄老之学转向公羊儒学，崇尚更加积极有为的统治手段，在张汤主持修订的律令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儒学对汉法的影响，通过法律的形式，儒学的基本精神得以贯彻，进而起到整合关中、关东社会，维护稳定的作用。
除了以上改革之外，武帝积极的消除了残存于社会之中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游侠。迁徙政策一向是帝国打击地方豪强的重要手段，然而如郭解这样并不富有之人同样遭到打击，原因便在于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所谓【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便体现了这一点。游侠作为关东社会的代表，残存着战国时代的风气，与帝国的统治格格不入，因而必然遭到打击。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武帝一方面改革制度，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着重打击了残存于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两个方面为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当晚年出现流民动乱时，西汉王朝才能够度过危机。
当然，流民动乱确实冲击了王朝的统治，因而改变穷兵黩武的政策也就成了帝国的必然选择，以颁布轮台诏为标志，汉武帝晚年逐渐将政策从武功转向文治，一方面继续坚持集权化的制度主张，另一方面限制出征、酷吏，真正确立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综上所述，一个王朝的灭亡不仅仅与暴政有关，更与这个王朝自身状况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帝国是否还具有有效的统治能力以及社会中是否存在不稳定因素，武帝通过制度改革加强了集权与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并进一步打击了残存的王国、游侠势力，并且迷途知返，将政策由武功转向守文，最终使得西汉得以度过后期的统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