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北魏这种跨有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的双重性格的国家，就面临着在两种习惯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要么是按照农耕地区的传统，对外采取防御姿态，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以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为目标，但这样的结果是本身会被迅速汉化，变成新崛起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进攻和掠夺对象。要么就是依托农耕地区的财富积累，来进行对外战争，打压草原地区正在崛起的游牧部族。
唐朝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虽然在初期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对外扩张战争，并且确实一度看上去地盘很大，控制了中亚，甚至到达了波斯。但问题是，无论对外扩张能够获得多大的地盘，唐朝的根基始终是在中原农耕地区，这些对外扩张始终是以从中原地区抽调人力和钱粮能资源来支撑的，而这些新占领的地区，从中原农耕地区的角度看，并不能为朝廷提供什么资源，反而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是不划算的。
唐朝初期并没有直接对外扩张，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才开始反击不断进攻中原地区的突厥，并最终将突厥帝国完全击败，并且设置了一些都督府，任命当地部族为都督进行管理。从治理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同时，在沿边地区屯驻重兵集团，以军事压力来维持这种状态。但这种平衡局面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只要有一个部族强势崛起，兼并周围的部族，朝廷就必须发动战争来进行讨伐和征服。
所以，唐朝在太宗到高宗时期一直在持续进行对外扩张，并在高宗前期达到了巅峰，成为汉人王朝历史上占领的领土面积最大的时期，但这个状态并不能长期持续。相比于中原农耕地区即便发生叛乱，也必须一城一地的逐个争夺，草原地区的领地只要一场战争胜利就可能突然成倍数的扩大，而如果一旦出现战争失败，就会突然失去大片领土。到武则天时期，因为武则天忙于镇压内部的李唐宗室，草原地区的领土就经历了迅速缩减的过程，一直到唐玄宗时期，才又恢复了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