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日本在战前投入巨资研制新式火药，很快，其自主研发的"下濑火药"已经可以达到欧美水平。结果，大东沟海战上，经过5小时鏖战，参战的12艘中国军舰4沉2逃，其余被重创以致难以修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组建海军较早，人员更新较慢，当时北洋水师炮手年龄普遍比较大，虽然体力不支，但由于经验丰富，命中率要比日军好得多。但纵使如此，却无奈炮弹不给力。
制度之败还是综合因素作用使然？
最后一个问题，反思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目前普遍的结论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一战功成，正式进入帝国行列。经此一役，清政府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布破产，在康梁等人的推动下，举国上下开始反思制度之败。
关于是否为制度之败，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近代史学家马勇推出的新书《重寻近代中国》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马勇先生认为，"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的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
事实上，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19世纪90年代时，清政府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虽然不能与欧美列强抗衡，但在亚洲仍然具备领导力，是头号强国。然而经甲午一战，在日本的苦心酝酿下，中国刚刚复苏的国力再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更让国人尴尬的是，堂堂天朝上国最后竟倒在一个弹丸小国面前，其耻辱绝非历次侵略战争所能比拟。
按照马勇先生的观点，战争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国力，历史上兵强国不强、国强兵不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单以一场战争成败来自我谴责，显然过于极端。外国人当时就有评论："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备战，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据此而言，则今日胜负情形，并非中东强弱之实证。"
打了败仗就应该先反思战略层面的问题，比如情报、军备、战法等，这些具体细微的事项，均是一场战争过后应该优先摆在案头上的。然而，蒙受奇耻大辱的国人已不能再有这样的耐心，甲午一战之后，戊戌变法、宫廷内斗紧接而来，平静的中华再次迎来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