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中讲到隋炀帝时云： 乘其全实，遂恣荒淫。登极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亲征吐谷浑，驻军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萬众，餽运者倍之。又逆征数年之赋，穷侈极奢，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盜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盖资我唐之速有天下也。这段文字中杜佑从隋炀帝荒淫无度、滥用民力、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四个方面对隋炀帝进行了评论和批判。他认为，正是由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和残暴统治，才最终导致人民反抗，身丧国灭。一方面，他认为隋代的灭亡是隋炀帝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结果，是咎由自取，表达了杜佑对隋炀帝的憎恶和反感；另一方面杜佑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希望当权者能够认识到隋代灭亡的原因，并能从中积极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陈子昂认为，隋代末年虽然经历了杨玄感的叛乱，但是百姓仍然渴望安居乐业，不想反叛，但是隋炀帝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屠戮无辜，杀人如麻，人人自危，所以百姓才聚众作乱，豪杰揭竿而起，隋代因此而灭亡。陈子昂这篇奏疏是针对武则天时期徐敬业叛乱而上奏的，看似是在批评隋炀帝的残暴不仁，其实是想通过隋炀帝来劝诫武则天，此时的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不会反叛，告诫武则天不要多造杀孽，以防引起人民更大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