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心目中，家庭和家务是首要的。在这样一个女人为主的世界里，许多单身女性肩负着全职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双重责任，她们经历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最初几年的恐惧回忆，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主义、重整军备、军事辉煌或意识形态矛盾等言辞对她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精心思考后，1952年开始，阿登纳决定把德国人变成“欧洲人”。他们加入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舒曼计划），在恢复主权的同时，用“欧式”思想来换掉“德国脑袋”，消除德国的民族主义。同时建立新的“欧州”公共目标，取代希特勒那种不靠谱的狂妄野心，而这也正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对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来说，“欧洲化”成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但对那些整日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们来说，这种旧政换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而是提供了生存和富裕的机会。
战争快结束时，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表示，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富裕而无能的”国家。事实也差不多，甚至比丘吉尔所指望的还要快、还要有效。希特勒战败后的20年里，西德百姓的精力根本无须指引就偏离了政治，而转向了生产和消费。
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西德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