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从两位大唐皇帝任用的藩将身份上，我们亦可发现端倪。
李世民任用的少数民族人才，多为出身高贵的少数民族权贵，如：突厥王子、铁勒王子等，无不是少数民族贵族。反观李隆基，他任用的少数民族人才多是出身草根的寒门子弟，即"多是杂种贱胡"，例如：安禄山就是个出身杂胡的死囚犯。
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无法否认的是古代贵族阶层拥有平民所不具备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些人一旦忠于大唐，往往会对中央产生一定的向心力。况且，这些少数民族贵族在当地享誉盛名，容易获得部属的拥戴。
相比之下，那些出身寒门的少数民族子弟，即便获得了高人一等的地位，也很难取得少数民族地区的拥戴。在这种不服气的心态下，这些人难免会心生反叛之意。
第二个：亡于科举制度
近日笔者在网络上看到另一种观点，同样引人深思：安史之乱爆发的首因，是失意军人与失意士人结合。
这一观点，是前文中"华夷之辩"的反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给出的依据是策动安史之乱的幕僚多为汉人，而不完善的科举制正是这些汉人发动叛乱的首要原因。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武周时期后科举盛行，但原有的门阀士族仍处于权力核心，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很难获得大权，即便有也只能算是凤毛麟角。
科举制的推行，无疑给广大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机会，让他们获得了成为人上人的机会，但即便是在科举盛行千年后，这项人才选拔制度仍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要。在文学领域我们能看到，唐代文人大多自负，唐诗中出现最多的便是"怀才不遇"的喟叹。唐朝的读书人，大多希望学有所成，"学而优则仕"，极少会像其他朝代怀才不遇的才子一样隐居山林（即便隐居山林也都是在多年名落孙山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