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人打仗讲究"出师有名"，在战争之前进行舆论谴责是十分有必要的事，于是"檄文"便应运而生。檄文是一种专门用来声讨叛逆，声述自己起兵合理之用的文书，在历史上有许多名篇檄文，凭着犀利精彩的文辞流传于世，例如大家熟悉的三国陈琳《讨贼檄文》，与唐代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清末时期，也同样有两篇引人瞩目的檄文，即太平军的讨清檄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曾国藩与之对应的《讨粤匪檄》。一般情况下持合法统治地位的清朝，发布讨伐太平军的檄文，占据道德高地，只要像前人一样打出"正统"牌，便可压制住太平军的嚣张气焰。但是曾国藩却未出这张"王牌"，而是退而求次打"卫道"牌。那么曾国藩为何放着利器"正统"牌不用呢?这背后透露出他的无奈与高明。
二檄文的立意特点差异
自古以来的"满分"檄文，大多都痛诉叛逆的残暴，再列出自身"正统"性，兴兵讨贼乃是出于大义，牢牢占住道德制高点，在舆论上为自己进行武装，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身的"正统性"。这个东西玄而又玄，它来源于皇家血统、天人感应与舆论宣传等因素，古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太平军在1852年进入湖南以后，发布了一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随后曾国藩为了压制太平军，也发布了一篇《讨粤匪檄》，双方打起舆论战。在清朝末期太平军四方为祸之时，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清军，完全可以使用"正统讨逆"这张牌，获得舆论上的支持，也为士兵们提供作战的合法与合理性，然而最后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曾国藩的檄文侧重点在于"卫道"，读起来并没有多么有底气。这两篇檄文的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太平军中虽然大多是目不识丁的糙汉，但那些半吊子文人谋士，发布的檄文却很犀利，在立意与行文结构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算的上是一篇上乘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