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
西安事变发起人之一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坦言：“东北军表面上是统一的, 实际上内部是不一致的, 既有地域的界限, 又有新老和学系的派别。自从张学良被扣后, 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 平时内部的许多矛盾趋于尖锐而表面化。”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派系矛盾日益表面化。
在老蒋眼中，“次要罪魁”有王以哲、于学忠和何柱国三人，东北军的派系斗争将三人推向了风口浪尖。1937年1月31日，在中共的参与下，元老派和杨虎城作出了“先撤兵再营救张学良”的决定。少壮派得知这一决定后，心存不满，在2月2日枪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总部参谋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等四人，史称“二二事变”。东北军以王以哲之死为代价，换取了命运的转机。
上图_ 王以哲（1896—1937），原名蓬峤，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
军官：不同归宿
内耗的发生，正是外力介入的契机。在东北军军官中，老蒋认定推动事变的王以哲、于学忠和何柱国为“次要罪魁”，他在日记中称三人为“王逆”、“于逆”和“何逆”，痛恨之情溢于言表。王以哲死后，老蒋出了口恶气。他适时提出：“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之方略解决西北问题。”老蒋态度的软化，加速了东北军军官的分化和瓦解。
大多数军官选择依附老蒋，他们留任原职，直接参与事变的军官也未追究责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学忠、何柱国、刘国荃等抗日有功，后来晋升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后在中央和地方部门任职。67军军长吴克仁在淞沪会战中壮烈殉国，是会战中唯一牺牲的军长。在临潼抓蒋有功的白凤翔在抗战中组织热河先遣军，在1940年遭日本特务毒杀。骑兵第4军军长檀自新为保存实力，与日军一触即溃，遭汤恩伯诱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