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之前外侨管理科做的登记，公安部把这几个人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甘斯纳，德国人，曾是纳粹党徒，1945年起为美国间谍机关搜集情报；魏智，法国人，以法文图书馆经理身份为掩护，秘密收集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情报；哲立，意大利法西斯党徒，1943年起为侵华日军情报部门工作，日本投降后效力美国情报机关；马迪懦，意大利人，长期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马新清，北京人，曾做过美军翻译，解放后为美国间谍机关搜集情报。
更值得警惕的是，公安人员发现，连同李安东、山口隆一，这7名有极大犯罪嫌疑之人所住的地方，都在前文所提到的3500米射程之内。换句话说，只要这7人当中任何一人家里藏有大炮，那么对于天安门城楼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
为了追踪到这些人仍然在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防止他们实施破坏行动，公安部侦查工作开始兵分七路，分别对这七名嫌疑人实行跟踪监视。
可是一连监视好几天，还是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此时已经是1950年9月25日，离国庆节只剩下五天时间了。侦查员们心急如焚。
然而，这七个人都有外国侨民的合法身份和正当职业，如果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贸然行动，必然会打草惊蛇，并且很容易被国外敌对势力针对，惹起不必要的外交纷争。
也就是1950年9月25日这一天，嫌疑人之一的意大利人哲立开始有了动静。
这天，哲立的家门前来了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她敲了几下门，神色慌张地东张西望，然后快速地走了进去。短短几分钟后，这个女人便出门离开了。
好不容易等来的新线索，公安人员自然不会放过。他们决定正面接触这个女人，跟踪到她家一探究竟。
到了晚上，侦查员直接敲开了这个女人在乃兹府的家门。经查明，此女名叫程娜。与她同住的也是一个女人，据介绍是她刚从香港回来探亲的姐姐程梦。
一听说程娜的姐姐刚刚从香港回来探亲，在她家小住几周。有丰富侦查经验的侦察员孙有光立刻警惕起来。
香港当时是很多间谍和特务机关的大本营。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情报机关就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程梦长期居住在香港，在这个时候突然回北京，实在是有一些可疑。
孙有光当场作出判断，程娜并不是真正的敌人，有问题的是她姐姐程梦。
于是专案组立刻对程娜家进行了搜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就在大家准备撤队离开的时候，另外一名侦查员敏锐地发现，程梦正神色慌张地盯着在搜查过程当中被放在一旁的一个脂粉盒。侦查员们立刻将脂粉盒拿起来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些耳环饰物之外，竟然还发现了半张名片。
虽然名片只有一半，但还是能够清楚上面写着“包瑞德”三个字。
包瑞德号称“中国通”，曾任美国驻华武官，自1940年来到中国后，一贯奉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头子，包瑞德的半张名片怎会出现在程梦的脂粉盒里面呢？
为了把这些事情全部弄清，侦查员当天晚上秘密地审问了程梦。而在审问之前，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再三交代，现在一定不要惊动敌人，要争取与程娜和程梦建立关系，或者联系；就算她们是真正的间谍，也要争取做通她们的思想工作，让她们弃暗投明，戴罪立功。
遵照杨奇清副部长的指示，侦查员们连夜对程梦进行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谈话。经过一番政策攻心，程梦终于消除了疑虑，将一切都和盘托出。
原来妹妹程娜去找哲立，是为了帮程梦去带口信，约他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在北京海德曼咖啡馆见面。而程梦的丈夫是英国人，在香港开银行，解放前在北平时与包瑞德有过交往。
此次程梦回大陆是以探望母亲为由，受包瑞德委托，拿着他的半张名片为凭据和哲立联系。这半张名片实际上是批准实施破坏计划的信号。
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给程梦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
9月26日上午10点，北京海德曼咖啡馆，程梦见到了哲立，并将那半张名片交给他。
哲立对程梦送来的名片心领神会，离开咖啡馆后，立刻赶到了李安东的住处。
李安东接过哲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的半张名片，又从书架上取出了一本书，从书的折叠处取出了另半张名片。两截名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完整的名片。
仔细辨认之后，李安东眼睛闪着光对哲立说：“OK！”
顺利接上头之后，山口隆一再次向东京寄出了一封信件，在这封信中，他们把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和实施后的逃跑计划做了汇报。
可是山口隆一没有想到，他发往日本驻东京盟军总部的信再次被公安机关截获。
此时，距离国庆节只有四天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