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洪武十三年，那时的明王朝，北方与西南都面临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经济民生更是一片凋敝，轻易乱不得。“追杀”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时，并不现实。所以，就算没“旧情”，朱元璋也要先忍下这口气。
而这事儿，对于李善长来说，其实也是他最好的“全身而退”机会。如果李善长能够明白自己的处境，了解朱元璋的用心，主动“知退”，七十七岁那年的惨剧，未必就会发生。比他与朱元璋更有“旧情”，也同样有“威胁”的“淮西勋臣”汤和，不就成功脱身了？
但这，也恰是李善长悲剧的第二个重要原因，看他七十七岁之前的表现，几乎就是步步“作死”。洪武十八年时，朱元璋就免去了李善长“勾结胡惟庸”的“罪过”，将他安置在崇明养老。但李善长却心安理得，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又接连“作”了两个事：一是找“老乡”汤和借三百士兵，只为给自家修宅子。别看只是三百人，“借兵”这事儿，就触犯了朱元璋的忌讳。二是给自己的党羽求情，请求朱元璋赦免部分被充军的“故旧”。两件事合在一起，也就让朱元璋明白了：这看似公益无害的李善长，既能“借兵”，还念着“党羽”。接下来的血腥一幕，已是可以想。
与其说，是做久了高官的李善长，在人生关键时刻犯了傻，不如说，这是性格决定命运，一个“外宽和，内多忮刻”的李善长，到了这个处境，必然会这么“争一争”。既然不能思退，自然也就栽进万丈深渊。
而在李善长自尽后的第二年，郎中王国用愤怒上书，一字一泪痛陈了李善长的冤情。几乎是做好了上书后被朱元璋处死的准备。但朱元璋却“虽不能用，亦不罪也”。确实，他何尝不知道李善长是冤枉的，但事情重来多少遍，他都会这么对李善长。
封建皇权争斗的无情冷血，看过朱元璋李善长这对老哥们的“旧情”，就有多少唏嘘在其中。
参考资料：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朱忠文《胡惟庸案与李善长死因新探》、《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