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 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的崇祯死后庙号怀宗，后改毅宗、思宗。后人评价“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然而崇祯帝在治理国家大政上有着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是导致他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
首先， 他不知恤民， 对老百姓加征不断。明代的加征不始于崇祯时， 而以崇祯时为最烈。万历时因辽东战事紧急， 开始加征“辽饷”。崇祯帝不仅保留了辽饷原额， 而且在原额520余万两的基础上又加征140余万两。除辽饷外， 崇祯帝又陆续向老百姓加征“剿饷”和“练饷”。崇祯十年， 为了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 又加征银200万两， 在原赋额上均摊， 称作“剿饷”。这种敲骨吸髓式的加征不是一年而止， 而且一开征就没有止息， 并且加征的数额越来越大。不少大臣屡次上疏切谏， 指出这种加征是挖肉补疮， 不仅不能平息内忧外患， 而是为渊驱鱼， 逼迫老百姓去造反。但崇祯帝却执迷不悟， 一边说着同情老百姓的话， 一边严令各级官员追缴。催征饷银成为考核官员的重要依据， 许多官员因催征不力而被治罪。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崇祯帝向农民加征再加征， 而他的后宫却储存着大量的“内帑”， 也就是皇帝的私家银两。自万历以后， 不断对全国进行各种名目的大搜刮， 将搜刮来的钱财送入内宫， 成为“内帑”， 其数量之大十分惊人。当特别紧急时， 有些大臣就请求拿出些“内帑”， 崇祯帝也确实不情愿地拿出过一些， 但毕竟是九牛之一毛。如果崇祯帝肯捐出这些“内帑”， 则完全不必对老百姓一再加征。身为一国之君， 原来却是个守财奴。崇祯帝口口声声说“朕非亡国之君”， 仅此一点， 亦足证此话为欺人之谈。
其次， 崇祯帝重用宦官， 政体日坏。崇祯帝处死大宦官魏忠贤后， 依然认为还是宦官最可靠。一方面提高了东厂权势。按照旧例， 东厂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掌管， 最高职级为“提督”， 连魏忠贤也只是东厂提督而已。崇祯帝则一改旧规， 将东厂提督京营的宦官升为“总督”。实际上， 京营由宦官掌管时， 一般由东厂提督兼掌。崇祯帝将东厂提督升为总督乃破天荒之举， 其职级和权势都大为提高。他们不仅侦缉臣下更加严密， 而且还公然堂而皇之地上疏， 对大臣进行弹劾。这种情况是以前所见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