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很明显，这个有房门钥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人就是向忠发。他一看周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其他领导人也转移了，于是直接扑向附近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印刷所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把黄慕兰带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紧紧握着黄慕兰的手说：“慕兰，你真行呀！由于你的及时汇报，免除了一场大祸。”临走的时候，周恩来再次说：“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辗转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启事”污蔑红军、攻击苏联，“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云云者共243人。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上又连续刊出。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照。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很明显，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
看到国民党特务机构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黄慕兰心急如焚，于是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曾从报纸杂志上知道伍豪这个人，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代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在显著位置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
黄慕兰对此解释说：“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黄慕兰始终以绵薄之力维护周恩来，以见证人身份为她所敬爱的人洗去不白之冤。粉碎“四人帮”后，黄慕兰在美国的儿子陈文中看到《华侨日报》上发表文崇石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四害”如何迫害周公？》，讲“四人帮”利用红卫兵，把从旧报纸上翻查到的“伍豪启事”当作诬蔑攻击周恩来“历史上有问题”的重磅炮弹，掀起一股反对、打击周恩来的政治逆流。黄慕兰收到儿子从美国寄来的这份报纸后，立即转送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张承宗在上海《宣传通讯》上把文崇石的文章以及黄慕兰撰写的当年“辟谣”经过发表了。“使更多的人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敌我双方都极其关注的‘伍豪启事’，并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党内异己分子大肆渲染，兴风作浪。”
游刃有余的“上海名媛”
随着党中央撤出上海，黄慕兰不再能与周恩来、陈赓、康生和潘汉年等人见面请示，交流工作，只能与“组织来人”保持单线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