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螺是特意来豆瓣找访谈对象的，她曾经线下招募过快递员和外卖员，"那是我人生中做过最痛苦的一次（访谈招募）。"和学校的邮政快递员联络了一个月，对方只是口头答应；在学校门口的外卖柜蹲守过，挨个跟外卖小哥说，每次都被拒绝。
要么就牵扯到人情。"各种关系介绍来介绍去，太可怕了。"线上把访谈简化成金钱关系让她觉得舒服多了。自由，也能突破人际圈找到更多样的群体。
尽管第一次线上招募之后留了个心眼，第二次为毕业论文找人，小螺还是遇到了三个"骗子"。有人编造自己的工作地点，有人从网上下载了一张PPT伪装自己的工作文件，被她通过网上识图搜了出来。还有一个人说不出细节，她试图中断访谈，反而被对方攻击，"你不要脸，浪费我的时间。"她一度有点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误会别人了，有点过分？
很多学生心软最后就给钱了；也有学生发现了破绽，但没有停下，"当时比较急，就凑合一下，访谈费也没多少钱。"
网络时代，辨别变得更难了
被骗之后，在欧洲读书的小贺偶然和一个德国的博士聊起，才知道对方也曾在访谈中遇到过伪装身份的人，国外的研究者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招募帖很常见。"国外也会给受访者提供一些像购物券之类的补偿，二三十欧。我给每小时80的访谈费，在国内对以体力工作为主的人来说，比他们很多人的时薪都要高了。"
她和一个受骗者聊过，能不能让"骗子"受到惩罚？结论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再隐秘而微小不过的地带，最后涉及到的只有几十上百的访谈费、一些时间和有风险的数据，"没有证据，同意访谈，相当于双方自愿的选择，更加没法报案。"
在她就读的国家，有相对完备的学术审查流程--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国家有更大的数据隐私保护机构。"在你正式访谈之前，至少需要2～3个月的流程，才能拿到审批开始研究，如果涉及到敏感群体，学校会更严格，需要半年甚至更久。涉及到的问题非常细致，比如怎样和你的受访者沟通、怎么呈现知情同意等等。"
这样的伦理要求更多是在保护被访者。至于实际的数据是否被污染，"基本默认了你所有数据是真实的"，只有在研究被质疑的时候，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真实性。
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副教授陈阳介绍，在学术界，争议性事件一般会要求研究者将田野笔记交给由学者组成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审查，目前国内没有类似的审查制度。在她的经验里，期刊在审核阶段一般会相信作者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将关注重点放在访谈的结论和理论价值。
小贺的社科访谈大多是定性研究，"当你采访到十几个人，数据相对饱和，如果有两三个虚假的，不会影响你大方向上的判断。"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有人提到自己在给毕业论文查重的时候，才发现被骗了--对方说的内容和知乎上的一大段文字一模一样，只能紧急调整。小贺的办法是，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让对方提供工作页面和身份证明，她还是小心翼翼的，害怕破坏关系。
"作为一个陌生人，研究者其实是没有资格（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的，对方觉得冒犯是可以理解的。"陈阳也这样认为。在她的经验里，过往在线下当"骗子"是很难的，"比如想研究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去城中村就有很多合适的人。这种情况下伪装就很难了，因为有周围环境的要求。"
"生活在智能手机里，通过网上认识研究对象，也是常态，我们要接受这些。"在网络时代，陈阳觉得对研究者的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无论线上线下，都不能对访谈对象百分百信任。尽量线下见，多问具体的、小的问题，这样采访对象就很难作假。"
嘉嘉明显觉得，现在想要搜索和寻找"骗子"，难度更大了。刚过去的毕业季，原本是小组发帖、组员增加的高峰期，却没有了去年那样的热闹景象。他们从相对封闭的豆瓣小组更多地转移到了小红书这样的开放式社区里，"刷到被骗的人可能已经过去三天了。"
"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民族志中的（数据）捏造行为，就有很多的争议，真伪是存疑的。"陈阳说。"作为研究者，要做到努力去甄别这样的骗子。如果是无效访谈，我就不做了，这个数据就不写到论文里边去了，就可以放弃，另外要培育自己这种甄别的能力。"
管理员嘉嘉的访谈"黑名单"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反骗帖没有发挥太大的功能。如果不遇到骗局，大概没人觉得自己会是那个倒霉蛋，至于那些提醒的私信，许多都石沉大海，有时甚至会遭受鲁莽的对待，"我被骗是我自己的事"。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真的被骗来倾诉时，"骗子"早已披上新的马甲，重回网络世界，成为又一个论文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