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的空间不一样
还记得2022年佩洛西不顾各方警告、劝诫依旧一意孤行要去台湾时，白宫给出的解释是美国的"三权"之间是互相独立做决策的，白宫并不能命令佩洛西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和拜登时期，时常出现这种"白宫管不着"或者"白宫没法管"的情况。但中方一直对话交流的对象却又恰恰是白宫及联邦政府的官员。
也就是说，无论双方行政系统高官的互访多么频繁、所设立的沟通渠道多么畅通，都没有办法改变国会作为挑衅、破坏中美关系重要（甚至是主要）源头的现实。
麦卡锡本来打算在今年春天也准备去台湾，而蔡英文、赖清德"过境"美国的时候本来预想的活动要更为高调、实质，而拜登政府为了避免本来就已经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再次滑向更深的深渊，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才让麦卡锡作为议长期间去台湾的事情被放弃，也让蔡、赖在美国时都只能缩头缩脚，连公开采访的邀请都不能接受。
但拜登政府显然意识到，要是每次都需要大动干戈游说，实在太耗费精力和政治资本，不如直接让国会和北京也能建立起自己的互动方式，以拓展沟通的渠道。毕竟一个木水桶，长板再长，能装多少水还是取决于短板的长度。而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其实就是在尝试"补短板"。
此次舒默率团，中国外交部给对方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希望舒默的访华能够增进美国参议院对于中国的客观了解；第二，希望舒默的访华能够增进美国参议院与中国人大等立法机构的对话与合作；第三，希望通过舒默的访华能够为中美关系注入积极的因素。
事实上，这三项在舒默眼里也是应该做且值得做的，虽然增进了客观了解之后不一定会采取实质的行动，虽然立法机构的对话与合作可能并不会有特别重大的产出，但做了一、二两条之后，或多或少会对中美关系注入一些积极的因素。
比如舒默在美国的时候，到处宣传说美国的新能源汽车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的新能源车却可以在美国卖，这就是不公平的体现。但在美国这么说，没什么人会去反驳、解释，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对复杂事态更细致地了解。而在中国，当他再抛出这样的言论的时候，中方可以立刻告知中方视角下，美国对中国公司的不公平待遇。哪怕就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车出口美国有27.5%的税，而含有中国零部件的新能源汽车（比如含有中国造的电池）享受不了美国本土制造的新能源汽车价值7500美金的优惠。所以，中国新能源汽车哪怕性价比再高，经过这样的关税加补贴的操作之后，也就基本失去了竞争力。
再比如，此次带队共和党人的参议员Crapo就提出了他对中国对美国美光科技这个半导体生产商的产品进行限制的顾虑--因为美光科技的总部分别设在纽约州和爱德荷州，正好是舒默和Crapo所代表的州。他们关注中国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但只有到了中国才会有人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打压、制裁，乃至投资的限制，要比中方采取的动作更具规模、更令人有顾虑。美光科技的经历是多少家中国科技公司的经历，舒默和Crapo能否借此机会至少做更多客观的了解？
而拜登政府从目前来看，可以做的修补中美关系的操作已不太多。随着大选年的到来，我们无法指望因为白宫的推动而让关税能有大幅度的下降，联邦政府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小院高墙"的策略是不是能做到不外溢到其他领域还很难说。但国会一方面可以制止很多已经或者准备介绍的对华强硬的不利的议案，另外还有可能通过立法，在一些双方有共识的方面进行新的立法。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国会议员的行为空间和余地显然要比行政系统多一些。
时机与大背景不一样
布林肯、耶伦、雷蒙多等访华，可能在当时更多是希望稳定住中美关系，让关系不再进一步恶化。虽然他们也希望能为11月在旧金山进行的APEC峰会做一些前期的交流，但当时都还未进入实质性阶段。而当前，离峰会只剩一个多月了，在这个关头，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否在峰会上见面，对两国关系乃至全球局势都已变得十分关键。而舒默及接下来潜在的更多中美官员的互访，可能都能为元首会晤创造更好的环境。
所以，布林肯、耶伦、雷蒙多在中国出一些小问题、有一些小争执都还可以弥补，但如果舒默带的团出了问题，那么今年中美两国实质上缓和关系的契机就有可能稍纵即逝。一旦到了明年，台湾地区的选举、美国的大选都可能因为政客自私的行为而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时机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与中美之间，也有全球大背景的因素。哈马斯向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背后可能有伊朗。这使得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本来刚刚出现的要缓和关系的势头又变得扑朔迷离，会不会爆发区域性的大规模战争当前仍然是未知数。而欧洲的俄乌战争依旧硝烟弥漫，让我们看不到任何停火、停战的迹象。如果中美再处理不好关系，让亚太地区也成了不稳定乃至有重大冲突的地区，全球性战争可能就不远了。
旧金山的两国元首的潜在会晤，因双方的智慧和使命感，完全可以避免让亚太陷入这样的局面。舒默率领的代表团的成功访问也因为这样的大背景而变得尤为关键。
所以，即便没有实质的突破性的成果，我们也看到了此次代表团访华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