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已经形成
将胡勇等人的名字"拎出来"的报告，是赵长江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的大数据分析。这份名为《警惕职业打假变恶龙--以重庆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的报告在5月16日发出后，引发多方关注。
"重庆的打假案件数和职业打假人数，都是全国第一。并且这两个数据之高，让我非常意外。"赵长江在重庆某高校法学院任教，在数据分析后他发现，重庆近几年打假案暴增，"以食品安全、侵权责任纠纷为限定条件，最近5年，全国共有18000多件一审判决案件，其中，重庆案件总数为10648件，占全国总数的59%， 比排名第二的广东省多出9049件，居全国第一。"除此之外，重庆是近五年来，食品侵权案件胜诉率第二高的城市，达83.41%。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天津胜诉率比重庆高，达到92.51%，但五年来总案件数仅有668件。
赵长江认为："受益于司法环境的支持，大量职业打假人涌入重庆，重庆已成为中国职业打假人最多的城市。"这个观点同时受到职业打假人阿玖与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原法官的支持。"重庆立案率和胜诉率高，就这么简单。"阿玖说。
在赵长江的报告中，"重庆的职业打假人出现了明显的'抱团'趋势。"根据案件数量和不同案件的关联性，赵长江最终将重庆提起诉讼最多的打假人分为"八个家庭、三个团体"，以胡勇为核心的"胡团"就是三个团体之一。
5月25日，重庆某超市出示多份"打假"官司的判决书。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胡勇否认"团队打假"的存在。"我们也要考虑成本，出去逛商店，一家一家走，走远点开个车也要油钱。一个人去也是去，几个人去也是去。"对于团队打假、互相提成的这种可能性，他坚决否认，"各买各的，各自起诉，都是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从来没有找别人要线索费这种事。"
但江湖已然形成。"圈子里基本都认识，偶尔一起吃饭。"报出胡勇等人的名字，阿玖几乎都认识，但在记者的多日采访中，知道他的商家并不多，"主要是我现在几乎不打超市过期食品那种小单子了，网购以及酒和保健品之类的大单比较多。"
在办公室的墙上，"阿玖团队"的部分管理制度被打印出来贴上。"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是亲密的战友"，在这套制度中，明确了团队以阿玖为中心，硬性工作指标责任到人，实行利润分红制。团队成员之间分享案源无须分红，合作案件按照出资比例分红，每个案件的利润如果超过800元，需要给阿玖按比例上交一部分。
阿玖说，职业打假人这一行其实流动率挺高。许多交费报名的"徒弟"，很快对这一行失去兴趣，自行退出，也有人资质不够，最终被阿玖淘汰。"做这一行需要悟性，而且要能学得进去。"他坦言自己收徒学费4000元，如果要手把手带，费用会更高，"一开始进群的有七八十人，后来一部分走了，不是做这一行的料，或者觉得没意思。留下来的没几个。"
疲于应付的超市
在赵长江的报告中，以食品责任纠纷为案由，涉诉案件数量最多的是超市、农副食店、茶叶店、药房。超市是职业打假者光顾最多的地方。对各个超市来说，"小单轰炸"最为常见。
某生鲜连锁公司在重庆共有约300家小型门店，公司法务部负责人肖涵介绍，按照被起诉时间来归纳，仅2021年全年，公司各门店就遇到打假起诉933次。
"超市店铺面临的'打假'基本都是以小单子为主。牛奶火腿肠方便面，还有各类零食。"肖涵说，今年5月中旬，该公司有60个被起诉的官司于同一天在重庆某法院开庭审理。而这一周以来，这家公司共计有100多个被"打假"案在审。
在起诉案中，价格最低的货品是一个标价两元钱的口香糖。"对方只买了一个，起诉理由是过期。大概过期了两三天，两块钱的东西，我们最后败诉赔了1000元。"肖涵说，所有的打假诉讼案件，呈现出大批量、反复、重复购买的特点，"我们天天质检，但是一个店几千个品类，总有疏忽。很多货品刚好只过期一两天就被盯上。"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某商贸公司。2019年起，该商贸公司在重庆主城区先后开了5家超市，开张不久，公司就遇到了疑似职业打假人。
5月28日，该商贸公司行政主管郑万发拿出了厚厚一摞判决书及诸多相关光碟资料，"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被起诉了130次左右，一共赢了5次，其他全输。"
5月28日，郑万发翻出公司被起诉的各类相关资料。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法律文书显示，2020年9月，该商贸公司新牌坊分店被修满元、修存良、黄小军、黄光平等四人起诉。涉诉商品共有十八九个，被四个人购买，最终形成了72个诉讼，每个诉讼标的1000元人民币，加起来共涉及72000元的赔款。
郑万发说，公司输了这一系列官司，这也成为压垮新牌坊分店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3月，在判决出炉后不久，公司关闭了新牌坊分店。
"他们会在圈子里'分享'信息，同样的货品，换几个不同的打假人，每个人都来起诉一次，很多个1000元加起来，不是小数目。"肖涵说，打假人购买的货品单价低、数量少，但起诉次数多，"同一货品，可能面临多人同时起诉。2019年，公司被打假案件数量还仅有375件，2020年上升到516件，今年上半年还没完，截至五月底，已有918件。"
5月28日，一家被判赔偿打假人72000元的超市已关门转让。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不得不改变的"茶行传统"
和小超市被"批量起诉"不同，重庆的茶商们面临的是单笔大额诉讼的"大单流"。
"我们遇到的，动辄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赔偿起诉。"重庆茶产业协会副会长詹林福说，许多茶商售卖的散装茶叶，在销售时会用小包真空包装进行处理，"客人要多少，我们就包多少。可是一旦客人买的茶叶多，现场包装的工作量就很大，所以很多老板确实也是提前就封好了。"
这样的分装包，几乎都没有符合规范的标签标识，来说明内容物到底是什么。"如果散装的茶叶当面装、当面买，是没问题的。但打假人会想办法让你提前包装好，来买的时候全程录像，买的是包装好的茶叶，那包装上没有相关标签说明，他就可以告你。"詹林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7条、68条，分别对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作出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及食品保质期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詹林福承认，在此规定下，大部分茶叶分装包都不符合规范。
2020年夏天，茶商王运川的茶舍来了一位男客人，前后分两次买走了几套红茶和两饼价格较为昂贵的白茶，共计消费8000多元钱。当年10月，王运川收到重庆沙坪区人民法院传票，买茶客人起诉要求退货加十倍赔偿。"直接起诉，说我功夫红茶是三无产品，他把它定义为预包装食品。"
今年三月，王运川被判败诉，退款加赔款，他需要支付的金额共计九万多元，王运川说，他本来就在疫情中苦苦支撑，现在遇到这样的大数额赔偿，元气大伤，只好关了店。
重庆市茶产业协会曾针对职业打假人索赔情况，对协会内单位进行调研。"了解到的职业索赔案件就达 70 余起，总索赔金额达 5869149元，平均金额83844元。职业索赔人平均每案的索赔金额在6万元-10万元之间。"调研出具的报告称，许多茶叶商户甚至出现了消极营业或停业的情况，对其自身家庭及上游供货渠道形成了巨大冲击。
王运川正在申请重审。"这种判罚对商家来说太不公平，完全不考虑茶行业的特殊实际情况。"
在职业打假人的压力下，商家们也不得不改变"茶行传统"，努力让产品更加符合国家规范。
詹林福的店里，提前密封好的散装茶叶已经开始贴上标签。"就是为了应对职业打假人的。"重庆市茶产业协会副秘书长罗少南指着橱窗里摆放的标牌介绍，协会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职业打假人进行防范的培训，"一方面是标签这些问题，比如现在开始想办法给散装茶叶贴标签了。还有在橱窗摆上'展示品''收藏品'的标牌，来应对打假人故意买年份茶起诉过期的情况。"
罗少南承认，除了应对技巧，规范整个行业依法依规经营，是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这个底气，什么技巧都没有用。"
5月31日，在打假人的压力之下，重庆某茶商已经开始给散装茶叶做包装、贴标签。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