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军纪方面，孙可望等人一改过去大西军滥杀无辜、军纪败坏的作风，严肃军纪，禁止滥杀，军纪得到了明显地改善，以致"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加强训练，"日夕操练，三、六、九大操"，训练出了一支三十余万的能征善战军队。
第四，改善社会治安，应对心怀不轨的官绅和土司的破坏，对昆明等重点城市进行严格的出入限制，"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深防若此"。在形势逐渐稳定之后，百姓的社会生活日趋政策，在大西军进入云南两年之后，云南出现了久违的升平景象，由此可见孙可望确实是一个治世能臣。
第五，注意处理云南的少数民族和宗教。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且宗教繁多，一旦处理不慎就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孙可望利用黔国公府（俗称沐王府）在云南两百余年的威望，利用末代黔国公沐天波笼络少数民族，如此一来，这些少数民族的土司不但不再起兵造反，反而为大西军提供一部分兵源和粮饷，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纵观大西军在云南的几项政策，不难发现张献忠麾下的孙可望具有不同寻常的治世之才，其余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又是优秀的军事将领，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张献忠余部超过李自成余部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南明史》、《明季北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