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领域是矫枉过正的重灾区。宋朝历代皇帝都奉行"崇文抑武"的原则，把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了防止将领和军队形成固定的上下级关系，北宋实行"更戍法"，每年不是调动部队将领就是调动军队，力求"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结果，北宋的军队官兵每年都在东南西北调动之中，去年还在河北今年就去江西了，没准明年就去四川了，至于前年的部队指挥官是谁几乎没有人记得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将帅无权，指挥失灵。
在北宋当将军非但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且地位尴尬、杀机四伏。种种制度限制了将领们有所作为（宋朝最有作为的将领都出现在朝廷控制力弱的时期，比如北宋建立初期的杨业，比如宋室南迁时的岳飞），即便个别干得出色的最终都受到文官的排挤和朝廷的猜忌，下场悲惨--想想杨业和岳飞吧。朝廷不信任、不重视，将领们不主动、不作为，都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清代王夫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潘二人都在宋太祖时期征战南北，是战功赫赫的名将；王朝建立后，二人却在宋太宗北伐中表现拙劣，畏缩不前。潘美甚至在杨业孤军深入、奋勇杀敌的情况下拥兵自重，坐观成败。这两个名将是出了问题，可问题的根子在于宋太宗的猜忌和钳制。
宋太祖监于唐季五代之失，于是改革军制，用文官来辖制武将。这样，武将就不能在地方上培养私人势力了，也就不会出现尾大不掉的藩镇问题。这样的制度如果是在承平时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碰到了边境冲突需要打仗了，那就很麻烦了。自从宋与辽议和以后，三十多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等到李元昊僭号称帝了，而且不断地侵扰西北边界，从而不得不打仗的时候，不仅宿将基本上都死光了，就是经历过战事的宿将的孩子们也死了，比如曹彬的儿子曹玮。所以这仗基本上没办法打，不但失去不少边塞要冲，而且损兵几近二十万。后来换上来的韩琦、范仲淹，虽说勉强算是"备御得法"，也就不过是稍微能抵挡住进攻罢了，至于收复银、夏二州，通西域贡使道路，那是一点都不敢想的。
宋朝武功乏力，根本原因便在于此。司马光修通鉴，对汉武大帝非议颇多，也不想想失地丧国之徒，有何资格议论秦皇汉武！
任何规定亦即是否定，这两个范畴并非自外的，否定即在规定之中。解决问题的手段往往自身就成为问题。问题总是断不了根，所以人类总是需要不断地"折腾"--包括改革和革命，以及对"改革"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