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高炽的隐忍相比，老二朱高煦是心机甚重，在封为汉王，藩国云南后，他却坚决不去就藩，反以各种借口要求返回南京，后来朱棣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应允了。在京期间，朱高煦也不消停，行事放纵，伙同三弟赵王朱高燧合力构陷太子，并且借机打击太子周围的辅佐大臣，致使解缙冤死、黄淮入狱。到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又把他改封到青州，但朱高煦仍不愿前往，坚持在京城活动。后来干脆私自策划组装武装夺位活动，被多疑的朱棣警觉，削为庶人被囚。幸好太子朱高炽求情得以保住王位，削减两支护卫队伍，改封到山东乐安（现在的山东惠民县），至此，永乐后期朱高煦对太子朱高炽的威胁基本丧失。
再说三子赵王朱高燧，在朱高煦被安排到乐安之后，北京城里就只有朱高燧一支藩王势力了，当时明帝国的首都已经正式迁到了北京，这里已经是赵王朱高燧的势力范围了。据记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常山护卫指挥孟贤谋立赵王朱高燧夺嫡，伏诛。据说，这一次是趁明成祖得病之际，假造圣诣，意图等皇帝驾崩后另立赵王朱高燧。可惜事情泄密，一干人等被缉拿归案，赵王朱高燧也因此受到朱棣严惩，老实多了（此次未遂政变真假有待商榷）。至此，太子朱高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与其他帝王不同，明仁宗朱高炽的帝位经历了与众不同的漫长与艰辛，在他以太子身份监国期间。父亲朱棣对朱高炽的二哥朱高煦还是格外厚爱和纵容，礼遇远超其他亲王，这无疑助长了朱高煦的嚣张气焰，使二人的关系更趋复杂。对此，大臣解缙曾多次劝解朱棣，结果被朱棣视为离间骨肉。后来，朱棣在北征期间，明确划定了朱高炽监国的职责范围，重要的人事、司法、军事等权力紧紧的掌握在朱棣自己手中，导致二者也不免发生一些政治和权力分工上的冲突。同时对太子采取了诸多限制和防范，比如，对于百官拜谒太子，朱棣则要求大臣们要有事说事，不能长时间逗留，不能私自见太子。而且这期间，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兄弟二人也不闲着，利用这种皇帝与太子间工作上的矛盾，制造是非，以此来打击和削弱太子的势力，结果许多辅佐太子监国的太臣和官员成为了牺牲品。尤其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八月，朱棣第二次北征回朝以后，借口太子迎驾迟晚以及奏书措辞问题，逮捕了大批辅佐太子监国的官员，包括蹇义、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芮善等人，导致太子朱高炽处境极其艰难。
在行事风格上，父子二人也观点不同，朱高炽也并非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之人，很多方面有着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在刑罚上，朱棣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一些行事风格，主张重典治世，而朱高炽则与其相反，主张宽仁治世。在征收赋役方面，由于朱棣大规模征战、基建的急需，对赋役要求比较高，而朱高炽对此注重民间负担，主张减免。在用人方面，朱棣大量起用宦官队伍干政，而朱高炽则裁抑宦官，疏斥其中的一些小人，从而导致黄俨、江保等宦官投靠朱高煦、朱高遂，长期谗害太子。不仅如此，朱棣曾纵容支持酷吏陈瑛等人，打击迫害朝臣，甚至诬陷滥杀无辜，尤其是亲近太子身边的人，而朱高炽则对陈瑛等人恨之入骨，称之为"是无异蛇蝎"。
总得来说，朱高炽在父亲朱棣面前还是处于被动的一面，加之其性格所使，言行较为谨慎，属于比较理智、务实、守成的一派。但这也为其积累了大量治国经验，在后来登基之后，虽然在位时间短，也恢复了建文朝时期的一些大臣的名誉，废除了朱棣时期一些苛政，停止了明帝国大规模的连续对外用兵作战，使得国家得到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得到了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