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老吕下课了，越职言事之禁自然也维持不下去，赵祯很快顺水推舟予以解除。庆历三年，他又把欧阳修、余靖等人召回京师继续担任台谏官，还因西北战事之功尽召边臣入京，其中夏竦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富弼为枢密副使。不过老欧阳作为文坛领袖无人可比，但是在政治上却始终无比幼稚，所以一高兴就发挥特长作了一篇《朋党论》--文章自然是千古名篇，政治影响就让人无语了：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七·本论下》）
欧阳修犯了几个错误--他为了给"朋党"一词正名站在道德的高度自诩为"君子之朋"，而将所有反对庆历新政的政见不同者统统贬斥为小人，首开了通过人身攻击打击政敌的恶例，使得北宋此后的党争脱离了就事论事的范畴，陷入了毫无底线的泥淖之中；同时他的君子小人之说打击面太大，将部分同情新政以及仅仅是政见有所差异的、本可以争取的群体统统打入了小人的行列，使得新党陷入了孤立；最过分的是虽然他自陈为朋党，但只承认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党，却不允许他人之朋党与之共存，这不但得罪了一大批人，连皇帝都没法忍--如果让新党独大，还有皇帝什么事、还怎么"异论相搅"？
欧阳修是典型的书生意气，所以在官场没少被坑，更是没少误伤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