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中后期虽然反战派人物不少，但是上层一度还是被主战派把控。姜维是大将军录尚书事，陈祗是尚书令，这两个人物都是主战派。所以有一段时间里（从公元253年费祎被刺杀，到公元258年曹魏内部"淮南三叛"失败以及陈祗去世）姜维也是疯狂地进行北伐，几乎达到了每年一次，频率要超过诸葛亮时期。北伐势必会给蜀汉的国力带来负担，尤其是经过"段谷之战"的失败，也给反战派一个机会。谯周为此与支持姜维北伐的陈祗展开辩论，然而写下《仇国论》一篇文章。其中虚构了"因馀"和"肇建"两个国家，对应蜀汉和曹魏；通过因馀国中的"高贤卿者"和"伏愚子"两者的对话，阐述自己的反战的思想。总之谯周的思想是，用频繁的战争手段取胜仅适用于秦末那种分裂的乱世，而曹魏和蜀汉两个政权都相对稳定，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保境安民，保存实力，等待曹魏内部发生剧变，然后才能以弱胜强。
除此之外，在《三国志·蜀书·杜琼传》中记载这样一则谶语。在景耀五年（即公元262年，蜀汉灭亡前一年），刘禅宫中有大树无缘无故自己折断，谯周在柱上题写十二个字："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其中"众而大"指的是曹魏（"众"代表"曹"，"大"代表"魏"），"具而授"代表刘备、刘禅两代（"具"代表"备"，"授"代表"禅"）。通过这十二个字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谯周已经不止是反战派，已经到了投降派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