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听从劝进，不去冒险当皇帝，毅然选择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建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朝廷的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 12日），曾国藩无疾而终。看曾国藩的遗嘱："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慎独、守身，是这个儒家弟子的核心思维。梁启超先生说："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句话一语中的。
所以说，即使曾国藩有过做皇帝的念头，也是偷偷地一闪而已；绝对不敢高声语；绝对不会向楚霸王那样慷慨激昂向天下放言；也绝不会向赵匡胤那样亲自导演一场黄袍加身的蹩脚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