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份，周恩来同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谈话，重申中共欢迎美国派一些军官作为常驻观察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情报。“常态化”就带了点使团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对共产党有深入的了解。当时面对国民党我们就是这么自信，你了解我以后，肯定是喜欢共产党，不会喜欢国民党。
美国驻华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思，向史迪威将军建议美方应该派出观察团。因为三人的英文名字都叫John，称之为“约翰三杰”，他们都主张联共抗日。
史迪威1943年6月份向蒋介石提出，蒋立马拒绝。蒋介石有一点事情上很讲原则，就是坚定地拒绝美国任何接触共产党的早期要求，甚至敢跟罗斯福阳奉阴违。这位被戏称为"运输大队长"的同学，对于手上的权力有特殊的敏感性。做什么事情会威胁到他的权力，他很敏感，搞小动作，是微操大师，根本没有大局观这种东西。
1944年4月，日军把蒋介石打得一塌糊涂，国际反法西斯舆论一片哗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称之为豫湘桂战役。作为交换条件，5月份二十几名中外记者被允许访问延安，包括《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莫里斯·武道、《泰晤士报》和《读者文摘》的哈里森·福尔曼、《纽约时报》和《时代生活》的爱泼斯坦，以及《纽约时报》的阿金森。
尴尬的事情很快发生，福尔曼跟爱泼斯坦在国统区生活了很长时间，对于国民党军队作战很了解。他们到解放区一看，写了准确反映共产党军队如何抗日的报道，在全世界舆论引发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说，我再也不能让他们去延安了。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农业部部长、美国副总统和美国商务部长
到1944年6月份，罗斯福专门派副总统华莱士作为特使到重庆跟蒋介石谈。谈的重点就是美军的观察组一定要进延安，后来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美方向蒋介石也做出了一个让步，即告诉他美国派的是美国军方的军事观察组，去延安只谈两个军事问题：
第一，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对日本包括伪满洲地区进行轰炸的时候，需要准确的气象预报。
第二，轰炸飞机被击落以后，美军飞行员需要营救，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