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于屈原的这股怨气是抱有理解和同情的，甚至有鼓励的味道。但是对于命运更惨的文种，我们看不到太史公字里行间的一丝同情，甚至对于文种的死也是一种平淡的白描。
这就很奇怪，一向怀着悲天悯人人文情怀的太史公，为何在文种之死这件事上如此冷漠呢？对于一些悲剧英雄，比如项羽、窦婴、李广，人生结局都比文种好很多，司马迁也是充满同情的，为何独不同情文种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文种并非司马迁意识中那种明智之士。司马迁对于范蠡的功成身退相当赞赏，那么文种功高震主不知进退招来惨剧必定归为另册；况且，范蠡在事先对文种的劝告，谋略深远、至理名言，文种的不听劝，既有可能是贪恋权势，也有可能是他根本不具备范蠡那种政治智慧。
所以，在他人看来，文种的下场多少就有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咎由自取了。
按《史记》记述，文种在勾践被围于会稽山时前往吴国屈辱求和；求和不成，又献反间计离间伍子胥和夫差的关系，与吴国达成和议；其后勾践和范蠡去吴国当人质时，越国国政全部由文种代理；勾践灭吴之后，范蠡归隐，从齐国给文种寄来书信，主要内容就是开头提到的两句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