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赵匡胤重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朱元璋重威慑，树立皇帝权威。
赵匡胤怀疑主考官徇私，担心主考官权力过大，他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亲自考试举子，由此创设了殿试，并将殿试作为一项固定制度坚持下来。殿试制度把取士大权收归皇帝，让及第进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很大程度减少了徇私舞弊的发生，又有助于巩固皇权，因此为元明清三代沿袭不变。
由此可见，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制度的长效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朱元璋则不然，他一向猜疑心重，面对南北士子在科考中的激烈矛盾，他没有客观看待这是南北方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导致的实力差距，而是一味怀疑考官徇私，欺骗自己，因此大开杀戒，制造了一起科场冤案，其目的是以威慑手段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并未在制度上解决南北取士人数不均问题。此后的科场之上，仍然不分地区自由竞争，南方士子仍然"笑傲科场"。
正因为如此，即便有"南北榜案"的震慑效应，直到永乐年间，南方士子在录取总人数中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明宣宗时期，先实行"南六北四"即"南北卷"制度，又分"南北中卷"制度，先后将全国士子分南、北两区和南、北、中三区，分别录取，才依靠制度基本解决了取士南北不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