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接连遭到批驳。作了恶，也没那么容易洗白。
拿她“作案纯属胁迫”的辩解看，她说“是受法子英胁迫，一直想分手没有分成，害怕他报复我的家人”“当年我21岁，还不满22岁”“一时糊涂”等。其辩护人也称，在几起命案中，劳荣枝是从属地位，是附属地位，是胁从犯，“只构成抢劫罪和绑架罪的故意，没有杀人的故意，请法庭依法从宽处理”。
从法律上讲，是主犯还是胁从犯，在定罪量刑上区别很大。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自身意志不能有效控制行动，故而主观恶性更浅，社会危害更小，相应的刑罚也更轻一些。区别主犯还是胁从犯，关键是看当事人有没有受到真实胁迫，意志和行动有没有被他人所控制。
审视劳荣枝案，有些情况恐怕很难支撑起她的自我辩解：1.在江西南昌所犯命案中，虽然杀害熊某、熊某妻子、女儿的直接凶手是法子英，但确定作案对象、诱骗熊某至租住处、捆绑被害人手脚等，都是劳荣枝本人主动所为。这些犯罪行为与法子英杀害他人的行为不可分割，属于共同的犯罪行为，同样沾染着被害人的鲜血，根本就谈不上“胁迫”二字。
2.劳荣枝曾供述，为了保险起见，她让法子英剪断了熊某和其对门邻居家的电话线。这也说明，劳荣枝在作案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她所强调的完全处于“被动”之中。也正是这一做法，让熊某一家处于失联无助状态，为犯罪创造了条件。
3.在安徽合肥案中，为存放被害人的尸体，劳荣枝购买了一台旧冰柜放于租住处客厅。当殷某按劳荣枝和法子英要求，写了二张字条给妻子取钱时，劳荣枝还在字条上添加了“少一分钱我就没命了”、“他的同伙一定会让我死的比刚才那个人还快”等内容。这些细节也能看出劳荣枝的作用。
还有，在法子英居家看守、她拿被害人存折外出到银行取钱期间，其实完全有逃跑机会，但劳并未表现出逃离对方控制、报警自保的任何迹象。
再看其他几起关联案件，劳荣枝与法子英更像是共同犯罪，只不过分工有所不同，一个身强体壮、狡猾残忍，主要执行杀人等任务，另一个则负责色相引诱、捆绑手脚、寻找财物、外出取钱等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凶狠”的法子英直到落网，还为劳荣枝争取了四天逃命时间。
当这些“碎片”逐步汇集到一起，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对“雌雄大盗”的真实形象，而不是劳荣枝所描绘的一个弱女子被非法之徒胁迫、犯罪牺牲品的所谓说辞。
用证据之锤击碎虚假的表演
在庭审过程中，劳荣枝当庭痛哭，“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能说我不善良”，“热爱每一个生命，善待朋友”；多年前患有宫颈癌，“逃亡时，没钱、没身份，生活暗无天日”；“没有主观恶意更没有预谋”，否认致被害人死亡的情节，否认检察机关故意杀人的指控等。
总而言之，就是三句话，“我本善良”，“命很苦”，“跟我无关”。
只不过，法庭之上，定罪量刑不会只看诉苦或博同情，而是看实实在在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