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强烈“不安定感”的困扰
新冠疫情前，《环球时报》记者曾多次到立陶宛采访，接触到的政界与经济界人士，对中国印象都较为正面。2018年，记者曾开车环立陶宛走了一圈，比如特拉凯城堡、十字架山、考纳斯等。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中国游客。当地许多餐馆、纪念品等也用中文招揽生意。当地商务旅游部门的一位主管还特地向记者请教如何吸引中国游客和中国投资。据观察，波罗的海三国中，立陶宛最为保守，拉脱维亚处于中间，爱沙尼亚则较为开放。
在维尔纽斯的华商汪女士上世纪90年代到立陶宛留学，毕业之后选择经商。她对记者说，波罗的海三国对中国印象一直不错，当地人对中国人也较为友善。中餐馆、“中国制造”很受欢迎。这两年立陶宛政府对中国突然“翻脸”，她也觉得很奇怪。该国2019年2月发布的安全报告中，史无前例地将中国列为主要安全威胁，还指责中国间谍。她认为，这和中国与俄罗斯走近有关，当然美国因素也很关键。由于历史原因，立陶宛民族有强烈的“不安定感”，在国家安全面前，他们错误地与中国对立。
2017年开始从事中立贸易的维尔纽斯商人奥什拉对记者说，自己大学时曾到上海交流过几个月，后来还多次到中国考察旅游。他在立陶宛出售中国手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对于立陶宛单方面攻击中国，他也感到突然，但中国较为宽容。目前，中立贸易以及奥什拉的生意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不排除未来可能会受政治影响。他说，当地民众其实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印象没有媒体描述得那么消极，但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该国主流媒体以及欧美媒体的影响。
“中立关系急剧变冷，与中立关系本身无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立陶宛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两国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破坏性的事件发生。除了中国制裁一位立陶宛的议员外，但这也是欧盟制裁在先，且这名议员对新疆人权进行了攻击。他认为，其背后主要原因是美国，俄罗斯因素为辅，而这都与立陶宛的国家安全有关。
“德国之声”称，立陶宛人喜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前线”，并敢于同俄罗斯及白俄罗斯公开抗争。《今日白俄罗斯报》近日曾发表题为“立陶宛哈巴狗与中国大象”的文章称，中国对维尔纽斯最近大声表态退出“17+1”合作机制的反应是克制的。
在中国看来，这一平台是一个开放的经贸合作机制，该项目并没有失去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中国专家甚至在立陶宛决定退出后看到了在该合作机制框架内“减少负资产”的机会，这将使其更具长期可持续性。有白俄罗斯网民称：“这个向中国喷了这么多口水的立陶宛，已经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从它的美国老板桌子上弄到一些残羹剩饭了。”
有媒体称，“17+1”合作机制从一开始就被欧盟视作一个可能分裂欧洲的机制。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刘作奎认为，立陶宛退出“17+1”有多方面原因：除了美国与俄罗斯因素外，立陶宛在参与中国-中东欧合作过程中没有得到它加入之初设想的东西；其次，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有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比如，立陶宛认为它是一个北欧国家，不太接受中东欧国家的定位，但它还是决定加入进去，看看是不是能拿到什么好处；最后，确实有来自欧盟和欧元区国家的压力问题，欧盟尤其是西欧国家曾批评中国-中东欧合作分裂欧盟，因此立陶宛外长宣布退出“17+1”时对欧盟表忠心说，应该在“27+1”，也就是欧盟对中国的框架下开展合作。
但刘作奎强调，立陶宛的退出，绝对不会影响“17+1”整体的合作和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合作机制的一种减负。因为立陶宛这样的国家在组织内不但不怎么干事，反而施加负面影响，还拉帮结派。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其他地区或国际组织，经常有退群的行为，也有各种反复，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组织成员的退出、加入或再加入都是正常的事，不适应的时候可以出去，换个活法，发现退出之后活得还不如在群里，就再加入。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加入或退出是它权利之内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