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西方各国,除了一些边缘话语,主流话语无一是真正独立于统治集团的(不要被独立于某届民选政府迷惑)。而我们却被有意误导着相信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与国家作对,而非西人用于自己的职责:引导民众!
与“自由”一样,“独立”的第一道门槛是自我意识,没有这道槛则所谓“独立”与小孩被不怀好意的人挑唆着调皮捣蛋有什么差别?由之西方媒体看起来也是成天暴露问题,但其百姓从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整体负面印象,因为他们看到负面事实,却并未被负面话语浸染。
我不久前去国内某医院看望一友,正巧他同病房是移民加拿大的同胞,回国作手术。我问加国公共医疗不是人人赞不绝口吗,为什么回国作手术?答排队等太久。
我当然不会就这一个例子便断言哪边好哪边不好,但这两边的医疗在话语层面被贬和被赞的落差,与眼前事实相去多远(不好的医疗正在解决好医疗解决不了的问题),证明了被话语事先左右大脑,对事实的判断往往南辕北辙。而大多数人是受话语支配的,且并不知道是话语代替自己的眼脑在诠释事实,而非事实本身。
下面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印证了这一点,这个例子将占去本文不少篇幅,但我以为有必要细拆开来,让国人看看有不少人被前设话语支配得已是荣辱不觉。
某作家在法国乘旅游车时连受二辱——先被司机因上错一扇门不客气对待,后被法方陪同(从法外交部派人看是相当正式的接待)看似解围实为再行一辱(为让司机和气待客,该陪同谎骗司机被无理对待的作家乃日本人,并不怕伤人尊严实告作家解围方法),不但不对罔顾起码礼数且满腹偏见的洋人有一丝指责,反而把受辱责任反堆到自己人头上:作家认为自己所遇非关洋人无礼而皆因中国人素质太差,否则怎么自己一旦“变身”日本人,待遇即刻改观。
不知当时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作家不懂外文,我只能根据其自述分析。
这桩旅游车上发生的“小事”其实一点不小,也绝对不像作者后来得出的结论那么简单片面,要剖解清楚,必须区分惯常情况和中国人的特殊情况。先说惯常情况下这件事应该怎样,再看何处不正常。
西欧这几国(尤以法英为甚)之所以吸引各国富胄名流,不仅仅是老牌工业国家,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在平等的细节下尊卑分明;二,有驯化标准仆人的传统。加上土著高卢人天性趋炎附势,尤欺软怕硬,更强化了以上两点。所以一般对尊贵之客(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点不敢怠慢的,绝对收掩自家脾性。
法国政客卡恩在纽约旅馆强奸女佣事件曝光后,法国这头有长舌的才敢说出这种事在法国高级旅馆里屡见不鲜,阔佬尤其是王子们在酒店调戏女仆甚至强迫性行为是业内众所周知的事,事发后酒店会阻止女佣报案,不愿为仆人得罪大主雇,所以从来不了了之,最好结局就是阔佬赏一笔钱用以补偿和封嘴。卡恩在纽约如此大胆,恐怕就是习惯使然,如果他大方一点事后给钱,后面的事极有可能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