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我这些话就直线理解成我反对记者揭发社会问题，我一点都不反对，而且赞赏发现问题并以曝光问题为己任的人。我要说的是怎样既暴露问题又避免让百姓走上自贱的精神轨道，这就需要制作话语的人有话语主人的意识，那样他们就能体会自己手上的惊人权力。
同样报道看病难问题，如果去儿童医院报道的是法国电视记者，他对如何报道就会有两种选择：
若他报道的是中国儿童医院，那他的报道方式会与中国电视台类同，会拍摄同样的画面、播放同样的画面，然后解说词会百分百锁定为体制问题（不这么解释是通不过意识形态审查的）；
若报道的是自己国家的儿童医院，他就会在同样曝光问题的情况下对报道细节做很大改动，如很多直接画面（为连夜排队挂号睡在医院地上，像动物一样被大声吆喝着遵守秩序，因沮丧、失望、疲劳而丑陋的人脸特写，等等）不会拍摄或拍了也不会播出，至多只会将现象用词语带过。
用一句话“有人不得不睡在挂号厅的地上”和直接用画面表现，虽针对的是同一事实，从话语的角度作用却相去甚远，一个在陈述事实的范畴，一个却不以报道者意志为转移地冲出这个范畴，执行起负面话语的任务。
西方记者深知话语（此处以画面作为表现形式）运用不当很容易便让揭示问题滑向献丑，这就成了一个自己有没有耻辱感及被拍摄者有无耻辱感的问题，也就是说话语实际已使原来的问题换了一个性质，收看到这些画面的人留在潜意识里的已不是看儿童专科医生难这个具体问题，而是这国这民从根本上有问题。
这就是话语的力量，它对潜意识的移变，悄无声息，却难以逆转。
另外报道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最后把意见的终点推向哪个方向（其实就是解释权这个根本权力怎么用的问题），法国记者在涉及自己国家时也会与中国记者不同。
中国记者在报道儿童医院看病难时最终把意见的方向推到国家头上（尽管也点到分流不够），因为他总结问题时得出成因是医院规模不够大、医生不够多、设备不够好，归根到底是国家不发达、政府重视和投入不够（以我对所述问题的观察，再建两栋楼、添一百个医生，也只能缓解，因为问题的根不在此），并暗示西方国家看病要方便得多（不知是具体去调查了还是想当然）。
而法国记者最终的思维导向一般不会这样，他会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分流不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让全市及整个京郊甚至全国（现在人有钱又宝贝孩子）有病孩的人这么随己所愿挤进一家专科医院，那样多大的医院、多少医生都是不够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我从前带孩子去看过病，那时北京儿童医院的条件还远不如现在，但却未见如今这番乱象，且小孩住在北京也就去过不得已的一次。所以话语不仅仅是呈现真实，它更重要的是舆论导向，它如何解释一件事，比事件本身还重要。
法国记者最后在寻找责任时，往往会与中国记者正相反，或至少是将责任对半分，他可能也会呼吁政府做更多投入，但他会将主要责任落在随意且大量涌来、不遵守秩序且缺乏耻辱感的看病人身上。因为“自由”社会的“合同”就是每个人首先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其后果，尊严不是他人给予，而是自己把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