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李渊尚未付诸行动之时，即617年阴历五月，数万突厥铁骑突然包围了太原，寡不敌众的李渊不得不上演一出空城计。突厥骑兵来到城下，却发现太原城门洞开，城墙上没有一面旗帜，也不见一兵一卒。此情此景令突厥骑兵大惑不解，他们进入外城北门后，旋即从东门退出。由于怀疑有诈，突厥决定收兵，没有进攻内城。这一出空城计虽然保住了太原，但李渊深知，与突厥和好已刻不容缓。倘若突厥再次兵临城下，李渊及众将都将性命难保。
李渊立即修书与突厥可汗，承诺以中原的钱财珠宝换取突厥的直接军事协助，至少让突厥承诺不干涉李渊统一中原。但是突厥要求李渊称臣受封易帜，李渊态度消极。而李世民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早有先例，向突厥称臣不等于永远成为其附庸。李世民的重要谋士裴寂和刘文静，制造若李渊拒绝接受突厥的条件，士兵就会发动兵变的舆论，向李渊施压。他们还向李渊解释说："且今士众已集，所乏马者。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若更迟留，恐其有悔。''后来，李渊以"事机相迫"为由同意了李世民及其谋士裴寂、刘文静的建议。
之后，刘文静动辄出使突厥，虽动机不错，但常有背主之举，如违背李渊真实意图，编造唐国公李渊"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再如刘文静为获得突厥良马和军事援助，背地里在突厥牙帐点烛焚香，以李世民名义与突利可汗在神灵前发誓结成香火兄弟。香火兄弟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乃至当一方结婚时，其他兄弟不仅前来庆贺，还会与新娘共度一夜。而按照突厥的习俗，新郎不能因此妒忌他的香火兄弟。李世民的母亲有游牧民族血统，李世民还能讲一口流利的突厥语，这也是李世民被突厥接纳，并与突利结成香火兄弟，不可忽视的原因。
李渊是反隋主帅，后为唐朝开国皇帝，自然不愿背负向游牧民族称臣的责任和骂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被胁从的，尽管当时李渊若想打下江山，不向突厥称臣，别无选择。李世民和刘文静也有同样的心理。李世民曾对臣子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命负责为自己编撰实录的史官掩盖他在事件中的作用，把向突厥称臣完全归咎于父亲一人。裴寂虽劝说过李渊向突厥称臣受封，但此后与突厥打交道的主要是刘文静，裴寂与李渊个人关系又非常好，因此，李渊对裴寂的过往所为并不在意。但李世民、刘文静不主动揽责，刻意给世人造成向突厥称臣受封是李渊所为的印象，刘文静又是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人物，增加了李渊生前死后不可预知的皇权变数，说白了，刘文静的存在，使李世民集团对李渊及太子都是一种比较大的威胁，使得李渊对李世民和刘文静心生厌恶。李渊对李世民不满，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无可奈何，但对刘文静不满，后果就会大不一样。
刘文静认为功在裴寂之上，却职位远不如裴寂高，于是嫉恨裴寂。一次刘文静酒后口吐狂言，以剑击柱，小妾告发他谋反。李世民力保，说他只是不满裴寂，并无谋反之意。想必李世民之力保，反倒使李渊更加生气。裴寂又进言道："刘文静的才能、谋略确实在众人之上，但生性猜忌阴险，忿不顾难，其丑言怪节已经显露。如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若赦免刘文静，必贻后患。"刘文静为唐朝的建立有大功，李渊曾多次赞誉，但对刘文静的为人处世，李渊也很清楚。裴寂的一番话，李渊是认同的。唐高祖对刘文静本就有不满之心、猜忌之心，又听信裴寂谗言，遂将刘文静、刘文起处斩，抄没其家产。刘文静临刑之时，抚膺长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他时年五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