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杭州居民的人口就翻了一番，迄1275年已逾百万。这种增长还并非京城特有的现象。由于直接关注城市生活，我们仅限于着重指出在那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特征。
选择本书确定的时间与地点，还出于其他的一些考虑。不可否认，有关宋代的考古学上的材料既稀少又无特殊的揭示。12和13世纪生产的陶器相当重要，并且留下了数不清的标本，但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很少一点东西了，比如妇女的饰物、玻璃杯、漆瓶漆盒、彩绘枕头以及铜币等等。由于中国建筑所用材料的轻脆，竟连一件建筑上的碑铭也没有留传下来。能够向我们提供日常生活细节的，主要来自绘画作品。宋代的画家们的确喜爱描绘富家生活的细致场景或街景。在其他的这类文物当中，我们可以参考一幅表现了12世纪初叶之开封城的长轴，此幅长轴出自一位特别擅长描画城墙和车马的画家然而，很不幸的是，由于明代的画家特别偏爱收藏有关花卉、竹子和山水的画作，像这样具有生动写实风格的绘画作品留存有限，只剩下寥寥几幅原作（或更确切地说，是摹本）。
不过，考古材料的欠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几乎可以说是丰富已极的文字材料所弥补了。正是在宋代，可以从中抽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这类信息资源的骤然增多，其原因不外乎：从10世纪初叶以来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教育的进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中间并不存在对于描绘琐碎细节的藐视，这一点与文吏大相径庭。至关重要的是，当时的史料在有关1275年前后的杭州城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多得惊人的信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涉及它的一切都记下来留给了我们：它的街衢、运河、建筑、官衙，它的市场及商业交易，它的节庆和娱乐……简直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竟可以事无巨细地将这座京城重现出来，找到人们做每一类买卖的精确地点，以及每一座寺庙的准确位置。我们甚至获知了当时最红歌妓的姓名、主要街道上铺路石板的块数，以及各个最佳的去处：诸如在哪一座桥边，在哪一家店铺，可以寻觅到最好的蜜饼；又在哪一条街巷有最好的房子待售等等。
选择这个城市来描绘还有另一个有利之处：马可波罗曾于那里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时值1276年至1292年间，也就是从杭州落入蒙古人之手起，直至他启程返欧止。在这段时间内，杭州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马可波罗的回忆录中，其最长和最详尽的部分之一便是他对于自己离别的中国京城的回忆。那也是其最生动的部分。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衡量他这本书，它确实是基于一位蒙古将领的官方记载而写成的，后者自1276年年初起对杭州进行围攻。但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他仍然同样经常地利用了他个人的亲身感受。他的描述既有趣又朴实，其功绩不在中文文本所提供的记载之下。在他的描述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准确细节方面与杭州居民的刻画不尽相符之处。长期以来，此书的所谓拉姆索（Ramusio）版本遭到了怀疑，可是它在描述杭州城的细节方面却比更常见的版本《马可波罗游记》丰富得多，而且，在将其与中文资料相印证以后，我们也发现它的细节在大多数场合也与后者贴合得多。我们最经常援引的正是这个版本。
附带补充一点：本书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而在许多方面又补充了完全崭新的信息。可供征引的二手材料极其匮乏，这是因为除了极少数研究家之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未吸引更多的作者。更何况，中文确乎是一种难于掌握的语言。也许，上述原因倒可以成为一个原谅本书种种阙失的理由哩！
本文选自《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法]谢和耐 著，刘东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转自"博雅好书"（ boya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