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回家的路上，有好心的村民跑过来通知她，受害人家的亲戚已经围堵在她家门口，集结着要打她。张民强妻子即宋小女大嫂阿娣担心宋小女和侄子吃亏，便把他们带到进贤县城的家中“避难”。
离家漂泊
张玉环出事后，宋小女终日以泪洗面，大嫂看她日渐消沉，便提议让她帮忙在街市上卖蔬菜。但没过几天，大嫂就察觉出不对了，宋小女每天卖菜挣回来的钱还抵不上她采购的成本。阿娣就陪着宋小女一起，她这才发现，宋小女仿佛魂被勾走一般，2元钱的蔬菜，顾客给10元，她倒过来给别人12元。她对宋小女说：“小女啊，你这样下去不行，你还有两个儿子要养，要不你出去打工吧，远离这个伤心地。”
宋小女连县城都没有出过，要到外省打工，对她来说，实在太难了。但没办法，她需要钱。1994年春天，她跟着同村的老乡一起，坐上了去深圳的火车。硬座车厢里，她对着车窗，低声哭了一路。
离开前，大儿子张保仁已经5岁，他看到宋小女提着行李，似乎要出远门的样子，他一把抱住妈妈的腿，不让她离开。宋小女也哭了，她狠了狠心，一把将儿子推开。张保仁被推倒在菜摊边的叠放的麻布袋堆里，等他抬起头找妈妈时，只看到宋小女远走的背影。
此后的很多年，宋小女都没有回过家，但她每月都会把挣来的工资掰成三份，一份打给帮她照顾保仁的婆婆，一份打给帮她带保刚的父亲，这两份都寄回家，另一份她留着，作为张玉环申诉的路费。
离家这些年，宋小女给婆婆寄回的她和两个儿子以及吴国胜的儿子的合影其间，她去跑过南昌市和江西省的各级政府部门的信访室，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接待的人忍不住问她，“你到底有什么事要反映？不管怎样，也要写个上访信来呀？”
写信？宋小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七扭八，她只能按照拼音对着字典一个一个字地照抄下来，写了好几天，才完成了一封上访信，她拿着这封手写的信，复印了好几份，原始的底稿她小心地藏进衣柜底下，方便来日再次复印。
有了信，又该寄往何处？在邮局，寄信的人笑话她，“连邮票都不知道贴”，多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勉强寄出了第一封送往北京的上访资料。
为什么不回家呢？宋小女向澎湃新闻解释，她在餐馆后厨洗盘子，一年到头很少有休息的日子，而且她想多挣一些钱寄回家。当时，餐馆二楼的厕所无人清扫，她主动向经理揽了下来，每月能多挣100元。
“怎么会有母亲不想念儿子的呢？”宋小女说，每天6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她每天11点才能躺在宿舍的上下铺，一闭上眼，脑海里就浮现两个儿子和张玉环的脸。
思念至极，她只能用下牙咬住上嘴唇，轻声抽泣，唯恐被同宿舍的同事投诉。就这样，宋小女经常哭到眼泪模糊地入睡，又在头昏脑胀中醒来，开始次日的工作。
在深圳，她把家事深埋心底，从未对任何人言说。直到1997年，她忽然在餐馆接到了老家亲人打来的电话，听筒那头的人告诉她，张玉环要回来了，请她赶紧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