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利禄烦人，他通通可以不要。官当得不爽，他可以辞掉。他的字好，值钱，富商巨贾纷纷来求，他若过不了内心一关，绝对会以生病为由推掉。
他有件黑貂裘大衣，低价卖掉，人家替他可惜。他说，不卖我还真想不起这件大衣，留着又有何用。
不仅是祝枝山，整个明朝中晚期的一些文人群体，都在追求低欲望的生活。
比如祝枝山的好友、同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甫入官场就碰上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他本能地觉得正反双方争这种问题无益于国家社稷，干脆称病辞官，迅速结束了短暂的仕宦生涯。功名欲望，寡淡如斯。
王阳明临终前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求？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高晓松讲北欧人的幸福生活。他说，在丹麦，人们出行就是骑一辆自行车，在瑞典，人们出行就是开一条小船。在美国，一个人如果有一艘游艇，大家都觉得他特别厉害，但在瑞典，几乎人人都有一条小船，大家开着小船看看落日，钓钓鱼，船上也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自己动手解缆绳，启动发动机，把船开出去，过着非常安逸、与世无争的日子。
北欧国家没有高楼大厦，人们穿着朴素，开着旧车，吃着简单的食物，每天晚上七点以后街上就静悄悄的，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也没有超级奢华的消费刺激着人的神经。那里的人不聊金钱，不聊地位，也不聊你读过什么名校。
中国的传统文人生活方式里面，曾经有着类似北欧的追求。古代文人的一种理想生活模式，就是陶渊明式的隐居。而且，大家都集体认同，这种隐居不是指身体上的隐居，主要是指内心的隐居。
说得直白点，你人在红尘俗世中没关系，只要你的心是定的，不被欲望诱惑，不被一切世俗吸引，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隐居者”。祝枝山的晚年，基本也符合这种生活方式。
然而，这种社会氛围，如今看来很北欧，在中国却很难再现了。
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开豪车，住豪宅，欲望值越来越高，攀比心越来越重。
到最后，我们的吃穿住用行都不是基于实际的需求，而只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让别人看了觉得我们很成功，如此而已。
真正的内心幸福，无人关心。
很多人根本不明白，生命中绝大多数的痛苦和不自由，不是别人造成的，恰恰是自己给自己上了枷锁。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三句话，见众生境界最高，但见自己做起来最难。
明白知足之理，懂得简单之道，才会发现我们一直认为祝枝山、唐伯虎的人生过得凄惨，其实是我们被欲望蒙蔽了心智，自己凄惨而不自知罢了！
今天的我们，实在应该从头学习如何过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