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之“党”并非近代政党，本质上仍然是朋党。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表面上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实际上却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嘴里喊着振兴吏治革除积弊的口号，却对明末饥荒的悲惨状况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大加阻挠，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东林党的存在，对皇权是一种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魏忠贤靠着天启帝的奶娘客氏上位，形成一股足以抗衡东林党的势力——阉党。阉党的存在对皇权来说是件好事，设立司礼监本来就是为了牵制势力庞大的内阁，而且阉党只能依附于皇权存在，是皇帝手中最忠实的鹰犬。东林人士尾大不掉，魏忠贤就成为皇帝手中的一柄利剑。
魏忠贤执政期间，对东林党展开残酷镇压，东厂缉捕人员四处横行，大肆缉拿东林党人，逮捕江浙人士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遵素、李应升等，除高攀龙投水自尽外，其余人均死于狱中，因而引发苏州百姓暴乱，颜佩韦等五人被处死，《五人墓碑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魏忠贤倒行逆施，搞得海内天怒人怨，但不得不说，他是个能做实事的。他忠于天启和崇祯，凡是皇帝的诏令，都能脚踏实地地落实到位；皇帝缺钱了，他总能变着法儿搞来银子；大臣们结党了，他就能除掉皇帝看不惯的人。总之，魏忠贤忠实地贯彻了天启帝的每一项指示，什么脏活、累活、挨骂的活，全是魏忠贤做的。他做的这些事，不是那些自诩清流的文臣能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