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方的开发而言，"分"的作用一目了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真正得到开发便是在三国的东吴时期，此前江南地区的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可谓是不毛之地。东汉将天下划分为十三州，其中区域面积最大的三个州都在于南方--扬州，荆州和益州。而北方诸州的面积普遍较小。这是因为北方的人口密集，生产水平高，因此要保证行政效率则不能划分过多的人口在同一行政区域，以发挥地方权力的作用。而南方地广人稀，生产落后，若设置过多行政区域，则会导致政治管理资源的浪费。所以三国时期，曹操占领北方九州，但面积却与占据扬州，交州和三分之一荆州的孙吴相当。
在大一统时代，王朝中央的政策明显会向富庶的行政地方倾斜，因为王朝的税收多依赖这些区域，而开发落后区域的成本远高于开发后所能带来的收益，再者，古代王朝的统治本身便轻视经济建设，因此大一统王朝根本不会去扶持落后地方的经济。此时，所谓的"分"便体现出其优势。
割据势力的目的在于争取天下的统治权，若欲实现此目的，则必须对自己的根据地进行巩固和建设，包括处于落后区域的割据者。因此，争霸的目标与维护自身安全的需求，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他们对自己的根据地进行改造，这便使得落后地方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配给，得到充分的开发。正是在诸多"偏安"于南方的政权的不断开发下，江南的经济最终发展起来，并超越北方，成为经济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分"是大一统的必要准备，没有分则没有大一统。大一统正是在分裂各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的过程中实现的，而在王朝完成统一之后，则会充分吸收经验，总结教训，建立更为完善的制度来防止分裂的产生，加强统一。因此，"分"对于大一统，具有促进作用。
故而，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不能片面强调"合"而忽视"分"的作用，中国的历史正是在分与合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
若能认识这一点，便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客观分析历史上的分与合，而诸葛亮是历史的罪人这一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