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则推行矿禁。有官员提议开采铁矿，元璋说："现在冶铁的矿场已经很多了，国家并不缺乏铁产品，为什么还要开矿，将老百姓从农田驱赶到矿场中？"将提议开矿的官员打了一顿，然后流放海外。《明史·食货志》记载，"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
宋朝官员
宋朝铸造铜钱也非常积极，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峰时为600万贯。明朝呢？常年不铸币，整个明朝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居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以致明前期，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地区成为"不行钱之地"，即不使用法定货币的区域，民间交易只好采用实物货币，"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
宋朝对商税非常重视，来自工商业的税收与专卖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大头，据研究者的统计，宋朝"太宗至道末年赋税总入为3559万贯。其中农业二税为2321万贯，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茶，盐、酒、商等税入为1238万贯，约占百分之三十五，二税收入占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主要部分。真宗天禧末年赋税总入为5723万贯，二税为2762万贯，约占百分之四十八，其他税入为2936万贯，占百分之五十二，开始超过二税的收入。在仁宗时期陕西用兵，财政开支增多。庆历时商税收入已达1975万贯，酒税已达1710万贯，盐税715万贯。这三项收入共计4400万贯，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二税的收入了。神宗熙丰年间赋税总入为7070万贯，二税为2162万贯，占百分之三十，其他税入为4911万贯，占百分之七十。即国家财政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二税以外的赋税收入"。（参见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