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他在文学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能诗、善词，文章典丽，书法皆工，而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被誉为“千古奇偶”的佳句。
有着如此好的运气，是晏殊才高八斗鹤立鸡群，还是赶上了政治环境宽松的好时代？答案都是否定的。北宋一朝，词坛巨匠不乏其人，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柳永等哪一个的才能都不比晏殊差，但哪一个的官运都没晏殊好。其实，从屈原以来的2000多年，文人雅士清客名流哪个不常常在刀尖上舞蹈？范仲淹、欧阳修常年被排挤在庙堂之外，“处江湖之远”；苏轼被一贬再贬，因在湖州知州任上作诗讽刺新法，就被扣上“破坏改革”的高帽，被关进大狱，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如果不是宋太祖有不杀文人的国策，吃饭的家伙早搬家了；柳永连遭贬和游街的机会都没有—除担当过短暂的屯田员外郎外，即便在盐场为盐民发出呼声，也很快被贬，只能一辈子沉溺于红楼间，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
在伴君如伴虎的险恶政治环境中，晏殊绝对算是一个异类。他的资本就在于他很“萌”，坦诚、率真、诚实的优秀品质，使他完全有资格被评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三好学生”，享受高考加分待遇。殿试中的“幼稚”之举，使晏殊输了高考，但却赢得政治大考，他有足够的道德资本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