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二日，赵匡胤将论功行赏的目标瞄向其智囊团——赵普、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等人。在论功行赏中，赵匡胤封刘熙古、赵普为左右谏 议大夫，吕余庆为给事中，沈义伦为户部郎中，李处耘任枢密承旨。在这里，赵匡胤的论功行赏变得微妙起来。因为若论功的话，赵普功莫大焉，正是他献计，劝赵匡胤仿效九年前郭威发动兵变的故伎，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实施上位的。赵普不仅献计，还对兵变时的气氛营造、时机把握、风险评估、内外接应以及善后处理都有一套预案。可以说，赵普对陈桥兵变功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即便如此，他得到的奖赏却只是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的官职右谏议大夫。与此同时，赵匡胤对后周的高官全盘留用。他封周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前宰相范质、王溥分别加侍中、司空，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虽说是论功行赏，可功赏之间完全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赵匡胤如是安排，究竟有一种怎样的机心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后周文武百官的人心需要安抚。前宰相范质、王溥安排什么样的位置，关系着新朝政局的稳定。正是鉴于前宰相范质、王溥在新朝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赵匡胤才分别加他们为侍中、司空，让其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不过，赵匡胤其实也没有亏待他的智囊团。由于赵匡胤智囊团成员原来的官位很低，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升任朝廷要职，因此，他采取的对策是名实不符——赵普等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如赵普在当时就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实际控制枢密院。赵匡胤同时免去范质、王溥的参知枢密院事兼职，虽然他们分别加侍中、司空，实际却是明升暗降。
这样的升降还在持续。随着时机成熟，赵匡胤的褒贬用心愈加彰显。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叛乱后，赵普被升为枢密副使，进一步掌握枢密院大权。建隆三年十月，宋帝国的局面完全稳定后，赵匡胤罢免了留用的后周时代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从而将枢密院大权完全掌控在自己人手里。乾德二年（964）正月，赵匡胤将留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从而完成了全新的人事更替。
其实，赵匡胤人事安排的机心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他对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处理就堪称大手笔。李重进与张永德二人称得上是宋帝国的心腹大患。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后周皇亲国戚身份，还在于他们都是带兵之人。赵匡胤处理李重进的模式是武力镇压，这是因为他反宋，所以有镇压的理由与借口。但张永德规规矩矩，被周世宗改任节度使后并不轻举妄动。这对赵匡胤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张永德貌似哑弹，实际上却是颗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又不能在没有合适理由的情况下对他痛下杀手，否则会对宋帝国的人心稳定造成波动。两难之下，赵匡胤的对策是严密监视，赏防并举。他论功行赏时赏给张二十万钱，以收买人心。同时，宣布张永德由忠武节度使改任武胜节度使。这样一来，他的驻地就从离东京很近的许州不得不迁到较为偏远的邓州（今河南邓县），对京城不再造成直接威胁。《宋史》记载说，张永德“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这说明终其一生，赵匡胤对他是持冷淡态度的。“严密监视，赏防并举”这样一个八字方针确保了北宋帝国的安全，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应该说还是起了大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