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960年正月初一，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 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皆得授节度使位号。
兵变一周后，正月十二日，赵匡胤开始论功行赏，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锜、张光翰、赵彦徽等人发现，自己升官了。石守信任归德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任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任镇安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任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任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任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这几位高升有三个特点：都是赵匡胤的心腹；都在陈桥兵变中立过功；在保留禁军内职务的同时，都加封为节度使，给人位高权重之感。此时的赵匡胤只是暂时利用和笼络这些人。在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中，这些手中有兵的节度使们起了重要作用。
“赐文武近臣、禁军大校袭衣、犀玉带、鞍勒马有差。”赵匡胤的论功行赏体现了内外有别的原则。采取人事安排的普遍性原则，当石守信等有功之臣被重赏后，其他人等的心理或许会产生不平衡之感，这不利于新兴的宋帝国之稳定。因此，有必要将封赏行动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同时控制封赏规格。给“文武近臣、禁军大校”的赏物是袭衣、犀玉带、鞍勒马等物品，不涉及加官晋爵，意思是分不同等级予以奖赏，赵匡胤的人事工作可谓做到家了。
重头戏发生在正月十九日。这一天，赵匡胤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殿前都点检是殿前司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自己此前担任的职务。赵匡胤对慕容延钊的封赏远超石守信等有功之臣——慕容延钊并非赵匡胤的心腹，在陈桥兵变中甚至是其加以防范的对象，赵要让他率兵渡过黄河后才敢发动兵变。那么，赵匡胤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这般的人事安排，难道不怕石守信等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之感吗？
事实上，赵匡胤之所以如是安排有两重考虑。一是宋帝国新建，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随时有叛乱可能。慕容延钊驻扎河北，地理位置举足轻重。如果引狼入室或者和叛乱部队遥相呼应，都会对新兴的宋帝国造成重创。所以，赵匡胤必须厚结慕容延钊，以防后患。二是和对石守信等有功之臣的封赏一样，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实行的也是“先予后取”的原则。当李筠叛乱被平定后，慕容延钊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这实际上是不让他来京做殿前司的最高领导人了。建隆二年（961）闰三月一日，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解除，“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了。赵匡胤这么做的原因是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都已平定，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对付慕容延钊了。此后，宋帝国不再设殿前都点检一职，赵匡胤最终解除了兵变可能产生的那一块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