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辨奸论》中可以看出这位老先生对王安石的厌恶态度。苏洵老先生在《辨奸论》中以山巨源遇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 翻译过来就是身穿脏兮兮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蓬头垢面得像囚犯，身上异味难闻像讨饭，却在那大谈诗书礼乐。洗脸换衣服、注重个人卫生是人之常情，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所以，苏洵老先生认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王安石的邋遢绝非常人可比，如果就中国古今文坛而论，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不算冤屈了他。
王安石不讲个人卫生，早上起来连脸都不洗——不是一天两天不洗，是成年累月地不洗，整天蓬头垢面，跟个叫花子似的。洗澡就更别提了，身上的酸臭味离老远便能闻见，和他擦肩的人每每掩鼻屏气，如临大敌。苏洵老先生从“见微知著”的观点出发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而且在宋神宗之前，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但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