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弗兰克·霍勒波尔的《中国海岸的袭击者：朝鲜战争期间中情局的秘密行动》，玛瑞·艾伦的《在华间谍：弗朗西斯·莱德蒙德的故事》，约翰· 肯尼思·克纳斯的《冷战孤儿》， 托马斯·莱尔德的《进入西藏：中情局的首位原子弹间谍及其拉萨秘密探险》，肯尼思·康博恩和詹姆斯·莫瑞森的《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公共事务局规定，原 CIA 雇员只有在得到官方允许后，才能将他们在 CIA 任职期间的活动经历公布于众。所以可以肯定这些书都没有对CIA的反华秘密行动充分披露。
1936年前后，美国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逐渐转向欧洲战事，此时的美国情报因来源于政府各部门下的情报单位、缺乏系统的整合和分析，已经远远不能应付严峻战事下的突发状况。于是，在这样一种薄弱的美国情报工作的背景下，一个独立、系统的情报机构开始酝酿准备。
到1942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使得美国人如梦初醒，一个具有独立核心地位、负责情报搜集分析和外事宣传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正式成立。
1947年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设立中央情报局，较之前的情报机构，其职权范围更加广泛，国家机关中的地位也明显提高，美国情报机构基本成型。
1950年6月，中情局由于对朝鲜战争的误判而声誉扫地。10月，时任总统杜鲁门对中情局进行了重大改组。
2004年10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解密了一批中央情报局1948~1976年之间有关中国情报的分析和评估报告，并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研究中心拿到解密的71件、共千余页中央情报局档案。其中提到：至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已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面向中国的情报机关。
其中执行情报辅助功能的有如下几个机构：
(一) 联系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之间的部门是收集指导参谋部（Collection Guidance Staff, CGS），负责向各情报收集部门提出要求。收集指导参谋部有4名负责中国事务的职员，他们每年下达或收回数以百计的关于中国的情报；
(二) 总务办公室（Office of Central Reference, OCR）负责文件的获取和分发，提供文件的检索和参考服务，以及外文资料的处理。总务办公室有66名全职员工负责中国事务，包括24名翻译与7名专家。他们每年获取和分发12万份文件，为8万份文件编索引，处理9.7万页中文材料，查找5400份文件。
(三) 国外广播新闻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负责国外广播的监听、翻译, 并分发这些资料且加以分析。新闻处有52名雇员，包括5名分析家，对几百小时的中国广播（每年约10万次播送和评论）进行监听、宣传与分析。
(四) 国内联络处（Domestic Contact Service, DCS）负责从国内渠道（包括侨民）收集关于中国的情报以及获取和分析中文研究成果。在华盛顿总部，有3名全职的专题官员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还有5名兼职研究员。此外，143名各领域的专家也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国内联络处每年出版数百份关于中国的情报报告。
2 当时基本不接受、也不重视台湾来的情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后的第二天，前往CIA总部视察并发表讲话，称自己“百分之一千”地支持情报人员。图源：参考消息
据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向媒体介绍，通过2004年10月美国有关对华情报评估学术会议上对中情局官员的询问得知，他们的所谓“情报”，除了美国驻外各机构道听途说的消息外，主要来自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和电台广播（通过设在中国周边国家的监听站），利用职业间谍或高空侦察等技术手段得到的资料不多。
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利用高科技手段（间谍卫星和间谍飞机）获取情报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一点，中情局的官员大概不愿意提起。
有研究表明，到1949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撤退了在中国大陆所有工作人员，如有需要则派遣特工人员潜往大陆搜集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