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邦昌被杀之后，这鸣冤之声便开始了，历朝不断，南宋时就有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但舆论主流却一直将其定位于卖国，我们现在是不知道这张邦昌答应就位这伪帝，是出于本性的软弱，还是为保护那汴京一城之民免遭屠杀。但不管怎么说，张邦昌并不是个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的叛臣，这个是事实吧。
张邦昌自是无法同李纲相比，忠贞刚烈的李纲如遇此事，宁可自刎也断不为，当然，即使他在场金人也不会来找他；之所以找到这悲催的张邦昌，一是他主和，再有可能也看出他性格的懦弱，张邦昌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后果的严重性，在不得已而为之后，他知错而改的行为却没有得到宽宥理解，在大臣们一片谴责中丢掉了性命。
张邦昌从自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就在为推翻自己的统治，实现前朝的复辟而做着种种不懈的努力。所以我说，张邦昌也就是个平常人，一个有良心，稍显孱弱的大宋忠臣。张邦昌绝非汉奸，在时人“辽来投辽，金来投金“的大环境下，他选择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让位给赵构，整合了汉族当时为数不多的资源，并拥立赵构为帝，避免了宋一次长期分裂。如果他象史可法一样，带领汴京人民来一个同金人死磕，如扬州城那般几十万人头落地，然后自己名列史书之忠烈传；这是对人民有利还是对国家有益呢？
以李纲这些忠烈英雄来看，与其投降不如全城被屠，身在临安的史官记曰：故都百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真乃大宋忠烈子民。这样才符合道德之标准，无怪乎后世对崖山那十数万滔海之人赞美有加，而对如张邦昌这样，宁陷自己于不忠，却能救民于水火之人，斥之为卖国贼。
我觉得还是历史学家顾诚先生说得好：“死而有益于国事，则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轻弃之？何若存此一命，以图来日？似方孝孺、刘宗周等辈，非殉国也，特殉名耳。”
张邦昌其人，有救国之心无御虏之能，心怀救民的慈悲但却没有救国的忠烈，被逼即位其实是一种妥协和懦弱，只是这种懦弱本身并不无耻。他为国家，为大宋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努力了，尽力了，但，还是被杀。所以，张邦昌之冤，冤比岳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