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外交上广结盟友，制衡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外交运用在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是与苏联改善邦交关系。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然而随着日本的加紧侵华，得寸进尺，不得已需优先处理对日问题。蒋介石将和苏联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
1933年1月，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次打击，而将“对俄复交”视为“第一打击”，可见，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外交运用较军事布置更加重要。
二是联合英国。1934年1月12日日记云：“外交如非与英有切实合作之可能去，则无成功之希望。”4月9日日记云：“如何乃能联英？”5月5日日记云：“对英则确切合作。”
三是联美制日。1933年派宋子文访美。宋子文先是与罗斯福共同发表保障远东和平的声明，就是签订中美棉麦贷款，中美关系有所发展。
但是，蒋介石仍然不很信任美国。后来又逐渐改变了“重英轻美”的观念，形成“联美制日”的策略，并使之分量越来越重。11月27日日记云：“英美形势已联合对日，乃中国存亡之转机。”
同年底，蒋介石确定了“运用英美”的总原则，将它们视为中国抗日的同盟力量。
蒋介石在运用外交手段的同时也深切懂得：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在发展各国关系时，要坚持自主。
30年代，列强间正在形成新的组合，蒋介石认为：“假以时日，国际环境当有转机”，“东方战争胜负之分，必在欧战决定之后，最后欧洲与世界必联合处置日军，以解决东方问题”。
经后来的历史证明，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
04 从“安内”为重逐渐到“攘外”为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面临国内的问题最尖锐和最突出的就是日本的侵华威胁和中共的“红色割据”，此外还有割据和半割据的地方实力派，如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华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杨虎城等等。
最初，将“安内”放在优先位置。蒋介石发表文告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1934年8月20日日记云：“非平粤桂，无以安内攘外。”可见，蒋介石所说安内，既指中共，又指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
▲北伐期间的蒋介石、冯玉祥与阎锡山
对地方实力派蒋介石采取怀柔、笼络策略，视中共为头号敌人。1933年1月20日日记云：“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
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全力抗战吧，蒋介石担心共产党力量会发展起来，自己的统治会被推翻；全力“剿匪”吧，又不合乎“天理与人情”。
但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剿共”方针，阻碍他作出正确决定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自身命运的忧虑。但这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而生了。
逐步加快国防建设。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越发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不得不做抗战准备。
1933年初，蒋介石日记记下了“东南国防计划”、“购炮雷弹计划”、“备油避机计划”，反映出他在思考国防建设问题。
这以后，不断下达备战指示，如长江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建立防空、航空、通信、新兵工厂的独立生产基础等。至1937年2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测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337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