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遭遇可以视为宋徽宗轻佻政策的一个标本。
北宋是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个男人坚持变法，宣仁太后与向太后两个女人反对变法。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符”时期，苏东坡从海南儋州遇赦北归，说过“端王轻佻”的宰相章惇则被贬岭南反向而行，章惇之子章援是苏东坡学生，曾写信希望苏东坡回到朝廷之后，能够放过自己年迈的父亲，“靖中建国”时期，如果苏东坡还没有去世，应该也是朝廷彰明的倚重对象；然而，进入“崇宁”时期，宋徽宗却亲自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焚毁苏东坡与黄庭坚的诗文，如果发现私下刻印者要治以重罪。
蔡京是以“改革派”名头被召回朝廷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作为年轻进士的蔡京自然迎着潮流追随变法，然而司马光上台后，蔡京就变成没有政治操守的投机者了。司马光拍脑袋要求官员们五日之内全部废除王安石新法，就在大家都感到时间太急、一筹莫展的时候，作为帝都首长的蔡京果然五日内就在开封府范围全部废掉了王安石新法。蔡京为此受到司马光的高度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中历练出来，蔡京已成为政治高手。
西哲有云：“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深谙此理的蔡京为了让全国对其把持的朝廷为所欲为保持沉默，采取了一个极有创意的政治手法：他搞了一个“上纲上线”的“元祐党人碑”，把政治异己的名字刻于碑上，第一批列入98人，然后逐渐扩大到309人，几乎把他认为有点影响的政敌或潜在政敌都一网打尽；“元祐党人碑”的入选范围原是划定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东坡等反对变法的所谓“保守派”，然而，蔡京后来却把“变法派”大将章惇、曾布、陆佃（陆游祖父）等人也包罗进来，其中曾布曾是蔡京任第二宰相时的第一宰相——这就完全是为了制造恐怖政治指鹿为马了。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高压，蔡京还亲自手书“元祐党人碑”中的309个名字，他不但把此碑立于朝堂端礼门前，还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复制此碑以“扬恶”。
经过一番政治经营，蔡京的势力已经坐大，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加上宋徽宗的亲近小厮高俅、童贯也成长起来各领利益集团，至此，所谓“水浒六贼”结成一体把持朝政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
4、任性的享受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上台时国库空空如也，然而，经过他和王安石一番改革之后，到他儿子宋徽宗赵佶登基时，国库已经有5000多万缗结余；蔡京刚登上相位就向宋徽宗进言：这5000多万缗钱足以用来“体面、快乐”地生活了——于是，宋徽宗和他的“六贼”利益集团开始分享宋神宗的改革成果。
据《鹤林玉露》记载，蔡京破败之后，他的一个婢女流落民间，自称是蔡京家厨子，于是被达官贵人争相聘请，企图吃上宰相家宴；然而，叫婢女做菜，婢女说做不来，说自己只是做包子的，那就做包子吧，蔡京家的蟹黄包子早已令人垂涎，但婢女还是说做不来，说自己是做包子馅的，那就做包子馅吧，婢女还是说做不来，因为她在蔡京厨房中的工作只是负责切蟹黄包子馅里所需的葱丝。
蔡京都能过上如此品位的生活，宋徽宗的生活品位当然更高。
蔡京从《易经》里发展出一个“丰亨豫大”的消费理念，其核心意思是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气派，公款吃喝，纵情享乐，否则就寒酸小气，与太平盛世不相称。蔡京还对《周易》中的“唯王不会”一句话做出皇帝消费用不着“会计”的全新解释——这就从理论上掀起徽宗一朝的奢侈享乐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