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一连串的政策推动下，武人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贬抑”， 使武将丧失了职业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摧残了他们应有的积极进取精神和斗志，极大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尤其是吴曦之变后，南宋加强了以文制武的统兵体制，由文臣担任制置使、督视军马、都督军马等官，牵制都统制的事权，掌控军队，一定程度上导致南宋在对外战争中的疲软局势。
直到宋末，文武界限仍很明显，即使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对武将转换文资以示重用，都遭到文臣的反对。嘉定年间，宋政府针对李全的跋启，“朝廷择人帅山阳，见大夫无可使”，才派武将许国去，并且“特换文资，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即使这样，还有大臣上奏极力反对将许国转换文资。重文轻武的社会价值充斥，出身儒生的余珍曾经向理宗指出，“今世胃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森人，斥之为 ‘哈’伍”。权知巴东县的王登，到制置司上缴俘虏，因为自己是书生，便不礼拜，受到有关人员的非难，竟然放弃了这次立功受赏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