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祸论”背景下诞生的《烈女传》
唐朝将“女祸论”推向新的高潮
自两汉以后，“女祸论”一度沉寂。这是因为此后的中国，要么处于分裂状态，要么统治时间较为短暂。在分裂状态下，比如三国时期，统治者们都能励精图治，把谋求天下作为首要目标，因此不贪恋于美色。而在统一状态下，比如隋朝，王朝还未稳固就遭受了亡国的命运，而他们亡国的原因也较为清晰，大都和内部分裂有关，自然很难将脏水泼到女性身上。
李渊建立唐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时期。自唐高祖开始，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到唐玄宗时，国力达到了顶峰。在海宴河清、国泰民安的背景下，唐玄宗开始懒政，将大小国事都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自己则只顾着与贵妃杨玉环寻欢作乐。天宝十四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盛唐从此走向衰落。
唐朝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国力的顶峰，当时在文化、军事、经济等领域无不处于世界的顶峰。如此强盛的朝代，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却走向了衰败，这是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有些人就去分析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败的原因，曾挽救唐朝于危局的宰相陆贽认为是因为杨玉环祸乱国家，才给了胡人起兵作乱的机会。
陆贽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文人，加上唐朝本就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朝代，因此在社会中掀起了新一轮声讨“女祸”的热潮。唐朝是一个诗文昌盛的朝代，许多文人通过诗句来抒发“女祸论”的观点。比如著名的《长恨歌》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还属于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古冢狐》则直接将美色妖魔化：“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还提醒君主“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
唐朝时期，也不乏一些清醒人士，他们认为君主才是亡国的第一负责人。比如唐末诗人陆龟蒙在《吴宫怀古》中写道：“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也就是说吴王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足以亡国，至于西施的美色也未必胜过所有后妃。陆龟蒙借诗句驳斥了“女祸论”的观点，但可惜在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下，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