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时我国与以色列还没有互相承认，双方根本没有外交关系。由于在1971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表决中国代表权议案时，以色列曾投了支持中国“驱蒋纳我”提案的票，所以，看到周伯萍出现在以色列使馆，在场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当即问周伯萍大使：“大使先生，你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当时周伯萍还不知道自己走错了地方，认为这是西方记者的无故寻衅，便简单地将其顶了回去。但那位记者还是向美国国内发回了这条消息。
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叫过中国大使馆翻译，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祝贺国庆。周伯萍大吃一惊，这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
一国大使在所驻国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他的国家。周伯萍在得知真相后，不仅心情沉重，而且有着强烈的负罪感。于是，周伯萍从捷国使馆一回来，就立即决定采取三项补救措施：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周伯萍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工作上的差错，不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二、立即向国内外交部报告情况，并作初步检查；三、向使馆全体同志如实通报，要求大家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外交部收到周伯萍的报告后，首先回电同意三项补救措施，并电召周伯萍回国。5月14日，周伯萍乘法国航班飞回北京，并立即前往外交部报告事情经过。外交部根据周伯萍的认错检查，以及他及时的补救措施和迅速回国的态度，写成具体报告，呈送周恩来。
周恩来在看了外交部关于“雅典事件”的报告后，极为震怒，说：“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是美国尼克松在竞选连任总统时，自己竞选班子中有人在水门大厦这个地方窃听竞选对手等事件。被传为西方民主的一大丑闻，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主角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后来，毛泽东在看这份外交部报告时，认为周伯萍等我驻希腊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因为“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才发生了“雅典事件”，这就完全改变了关于“雅典事件”的定性，相关人员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至于周恩来为何会说是“周门不幸”呢？原来，周伯萍和周恩来同属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按辈分，周恩来比周伯萍高一辈，因此可以说是同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