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自从搬回到台湾后，就把自己置身于忙碌的工作中，工作成了她的安全岛，这种忙碌一直持续到1990 年，也就是她自杀的前一年。这一年，她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滚滚红尘》在这一年上映；最佳编剧奖项也在这一年落选；与王洛宾那段短暂、飞蛾扑火般的恋情也是在这一年发生，这一年结束。当这一切都结束后，那些填充她、给她安全感的事情，突然抽离了，内心气压失衡，心理产生了落差，心里的空虚没有东西可去填充了。
她把世上所热爱的事情，都做了一遍，她曾经说过：“我的这一生，丰富、鲜明、坎坷、也幸福，我很满意。”再继续逗留，也再无新鲜事发生。再活下去，也无非就是再继续写一本一本的书，去一个又一个的远方，而这些最初让她快乐的事情带给她的喜悦也越来越少。就像她在市中心为自己打造的那处小木屋，当初，她是带着多么高涨的热情去改造、去装修，但也在住了不久之后，就感到索然无味了，又搬回去跟父母同住了。
德国经济学家戈森曾提出一个有关享乐的法则：同一享乐不断重复，则其带来的享受逐渐递减，在经济学上叫“边际效用递减”。对于三毛来说，最初，她在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心里会有狂喜的感觉，那种狂喜甚至可以把她从多年自闭中拉出来，可想而知，那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到后来，她出版一本书，才会开心，那种初次发布作品的喜悦感还是有的，但减淡了一些。随着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多，到最后，写书、出书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甚至成为一项工作，心里的喜悦也就越来越少了。并且，这一年，她还因病住进了医院，要开刀做手术，心情也势必受到影响。她周围的爱意越来越稀薄，无论是人所散发出来的情感，还是那两年所发生的事情，都没有达到让她满意的程度。
她死后，有人说她是因为没有获得最佳编剧奖而自杀，有人说她是因为失恋自杀，也有人说她是得了不治之症，这些说法都是片面的。大家这样说，是因为这三件事情离她自杀的时间是最近的。但其实她心底那颗黑暗的种子，早在荷西去世后就又重新萌芽了，难以分辨到底哪件事是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毛的死一直是有预谋的，也许预谋了太久，在人们淡忘这件事之后，她突然把自己杀死了。
母亲缪进兰在三毛自杀后接受采访说：“荷西过世后这些年，三毛常与我提到她想死的事，要我答应她，她说只要我答应，她就可以快快乐乐地死去。我们为人父母，怎能答应孩子做如此的傻事，所以每次都让她不要胡思乱想。最近她又对我提起预备结束生命的事，她说，‘我的一生，到处都走遍了，大陆也去过了，该做的事都做过了，我已没有什么路好走了。我觉得好累。’……因为三毛常常说要去死这种话，就好像牧羊童常说‘狼来了’‘狼来了’一样，我与她父亲就认为她又说‘文人的疯话’，况且竟这么样的糊涂。”
三毛在临死前，在去医院的前一天，她忽然郑重地送给母亲一件玉雕和生日卡片。母亲觉得很奇怪，就跟她说：“生日不是下个月吗？”三毛淡淡地说：“怕晚了来不及。”
这个时候，新的死亡预谋已经开始了。有人爱的时候，死亡是忌讳，是闭口不提的；爱的人不在了，死亡便是引诱，是无所畏惧的。死亡是一面湖，她一头扎了进去。三毛自杀的医院洗手间内，马桶两旁都设有扶手，三毛只要有一点点的求生意念，就可立即扶住扶手，保住性命，可是她没有，她走得很坚决。就像她在《滚滚红尘》里写的那样——不逃，死好了。
她姐姐说：“一切都只在她的内心，所以没人能救她。”她父亲说：“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她在《滚滚红尘》里写过：“命运的悲剧，不如说是个性的悲剧。”
这句话像是在说她自己。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什么道理都懂，可是，就是活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