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她们重复的仍旧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反对"民权运动"的各种阴谋论的版本，但是在新的时代中因为平台和算法，这些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资本。这些特朗普和极右翼的女性鼓吹者者也并不是J.D.万斯那种"乡下人的悲歌"，相反她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富足，也不是在虐待家庭中长大，其中布瑞塔尼的父亲还一度竞选过堪萨斯州州长。
希沃德认为，这些持有极端主义理念的女性，更像是舞台制造者，同时也是表演者，试图主宰着观众的视线，同时不希望任何人窥探她们的幕后。这些人通过极端主义仇恨的言论，获得了大量的认同者，也满足了自我的表演欲。
事实上，哪怕是同时满足女性、少数族裔、移民这些身份，仍然可以为极右翼和白人主义至上鼓吹。除了上面讲的陈劳伦的例子，另一位菲律宾裔的极右翼知名女性米歇尔（Michelle Malkin），在参加拉娜（Lana Lokteff）的播客节目中，将美国的衰落认为是"开放移民的结果""多元文化的腐朽"，并且认为白人对过去殖民的内疚感是大学等"文化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非白人皮肤的美国人，就可以不为殖民道歉，而白人的民族主义则应该是美国的根基。讽刺的是，在她们的对话中，拉娜一再称呼米歇尔为"亚洲人"而不是"亚裔美国人"，却自称说"我们美国人"。
粉丝收割：流量密码下的经济利益
研究极右翼女性的学者伊薇安·莱迪格（Eviane Leidig）在《极右翼妇女：社交媒体影响和网路激进化》（202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这样总结：某种程度上，平台的算法导致了极右翼的更广泛传播，用户一旦关注到这些女性，慢慢就会被推送一个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和阴谋论的世界中。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些极右翼女性也找到了一种"流量密码"，通过生活化的视频、旅游、日常美食和家庭手工等，作为留住粉丝和吸引观众的手段，通过这种亲和性的做法，在公共的社会媒体上培养自己的品牌，互相客串。同时，她们利用了一种互联网时代的"寄生关系"，让粉丝有种对她们这些网红非常亲近和熟悉的错觉，进一步用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将粉丝文化转变成一种社群活动。结果就是两者互相塑造，粉丝们强化了这些女性的阴谋论和极右翼的观点，而同时也不断招募和吸引更多的粉丝。
然后其中一部分粉丝就会被引流到极右翼的付费平台上。在宣传中，这些极右翼女性给自己树立了"小鸟依人"的回归家庭的传统女性形象，而在现实中，从带货到创业，她们充满激情。她们会把在性别、家庭和性别政治领域充斥着的大量的情绪，如恐惧、激情，巧妙地转化为情感模式，并以此牟利。
比如她们会在做饭的视频中强调这是文化、种族的传统，是养育白人家庭的理想食物，最后不忘放上链接，告诉观众去"支持我们政治观点的企业那里购买。"有些还会让观众帮助她们实现圣诞购物清单等，如布列塔尼在2021年生孩子后，让粉丝捐赠自己的愿望清单，回报则是自己的感谢卡。这些一方面让她们获得大量收益；同时让粉丝感觉融入了她们的亲密网络中，参与到了她们的个人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