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欧洲安全格局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震荡。随着乌克兰危机进入第四个年头，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持续深化，法国关于扩大"核保护伞"的提议更令欧洲防务自主议题陡生变数。在此背景下，如何超越短期地缘冲突，重新审视俄罗斯与欧洲大陆长达数个世纪的复杂关系，成为关乎未来全球稳定的关键命题。
就俄罗斯与欧洲身份认同的历史脉络、当前欧洲面临的内外挑战、乌克兰危机结束的前景，以及大国在防止世界陷入混乱中的责任等核心问题，北京对话特约专家、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教授，同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在海南参加"2026·中俄三亚对话"期间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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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译 叶森】
·"俄罗斯是否属于欧洲"的争论持续了三百年
姜锋：很高兴和葛罗米柯先生在"2026·中俄三亚对话"之际交流，请您分享一下对当前国际局势，特别是欧洲情况的看法。
刚才我们谈到了欧洲，我主要指的是欧盟国家关于俄罗斯是否属于欧洲的争论，在多数中国学者看来，这是欧洲内部的历史争论，近年来又复兴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2022年以前，欧洲主要的观点认为俄罗斯当然是欧洲的一部分，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表示，俄罗斯和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学。但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主要的观点变了，认为俄罗斯不属于欧洲。您怎么看？
葛罗米柯：首先，非常荣幸能够和您对话，与这么多知名的国际关系专家一起参加第三届中俄三亚对话。
其次，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俄罗斯许多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国家身份政治专家关注的核心。
关于俄罗斯与欧洲身份认同的争论或讨论，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时彼得大帝使俄罗斯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之一1。在他之前，俄罗斯在地理上部分位于欧洲、部分位于亚洲，但并不被视为欧洲大国。从北方战争中彼得大帝击败瑞典帝国开始，俄罗斯就开启了漫长的欧洲征程。因此，这场争论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争论的核心在于，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与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它在身份、文化和文明方面都更为独特和鲜明。
北京对话特约专家、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教授同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进行交流。 图自：北京对话
如果你身处欧洲中心，或是身处其边缘地带，那么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情况会简单得多。在俄罗斯，我们拥有两大悠久的哲学与历史传统，以及与之对应的思想流派，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
然而，倘若我们以英国或西班牙为例，它们的身份认同也远非纯粹的欧洲属性。例如，在英国，关于该国在地理之外--在文化与社会层面--是更贴近欧洲大陆，还是更接近美国，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再以西班牙为例，该国在中世纪深受伊斯兰与穆斯林文化的深刻影响。意大利的南北部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多样性。类似的欧洲各国差异，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但就俄罗斯而言，存在着更为独特的情况：从地理上看，它兼具欧洲与亚洲属性；从文化、宗教传统，以及与东方、南方的历史联系来看，亦是如此。
姜锋：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尤其密切，著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2就是德意志人，在她领导下俄罗斯开疆拓土，巩固了欧洲强国的地位。普鲁士著名首相冯·斯泰因男爵也曾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服务，他在日记里提到，俄罗斯军队里有大量军官是德意志人，他称赞俄国1812年打败拿破仑是解放欧洲的决定性力量，是欧洲自由的拯救者。有种说法，1812年前后，俄罗斯的军官接近一半是德意志人。请分享一些您对这方面历史的看法。
葛罗米柯：是的，有成千上万的西欧人在俄罗斯军队或其他职业领域服务过。17世纪至19世纪中，为俄罗斯沙皇和皇帝服务最多的外国群体是德国人、苏格兰人和法国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精英们能流利地说德语。19世纪，俄罗斯精英中最流行的外语是法语。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为例，前几页是用法语写的。
但重要的一点是：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说流利德语或法语、20世纪说英语的俄罗斯人来说，说这些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外国及其文化的臣服。这是俄罗斯文化和文明开放性和普世性的的体现，这也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俄罗斯文化的开放性和普世性。然而，今天我们看到，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地区之一的欧洲，正越来越将自己视为四面受敌的堡垒。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欧洲西方今天在地缘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情况相当令人遗憾。
我所说的"欧洲西方"现在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他们也将中国视为威胁，如今甚至也包括美国了。
这在欧洲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或许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当社会面临停滞和经济增长缓慢、非欧洲人的不断涌入，且存在许多内部问题时，将责任归咎于外部世界，遮掩自己的软弱，这在政治上往往很方便。历史上有许多这种演变的例子，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在当代欧洲西方所看到的情况。
·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的价值观，是欧洲最主要的内部挑战
姜锋：谈到欧洲当前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请分享一下您的分析。
葛罗米柯：通常，内部问题是由自身发展模式的错误造成的。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善你自身。但如果不想改变自己，下一步就是声称问题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于是，开始寻找敌人，指责其他国家、组织，甚至想象中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有时还有中国或美国，被指责为造成欧洲内部问题的根源。但是，主要问题从内部发生。
姜锋：那么，欧洲的主要内部挑战是什么？
葛罗米柯：有很多。首先，在过去十或十五年里，欧洲越来越将其发展模式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1945年后，西欧因福利国家、社会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而繁荣。如今，这一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现在许多政客说，最重要的是安全，而不是生活质量。如果这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人们必须接受。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逻辑。
其次，欧洲对移民采取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第三，他们对所谓的绿色转型采取了极其激进的做法。绿色经济是个好主意，但他们选择了非常快速和激进的实施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切断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尽管我的国家50多年来一直是可靠的能源供应国，可以帮助绿色转型取得成功。北溪管道被炸坏，而欧洲人却假装除了几名桀骜不驯的乌克兰人外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价值观。
针对美国由于高油价放松对俄罗斯油气制裁一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月11日在欧洲议会称，欧盟放弃长期战略甚至重新依赖俄化石燃料"将是一个战略错误"
姜锋：这些经过安全化的价值观也被应用于欧洲自己的社会。
葛罗米柯：没错。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神圣原则的典范。
现在这些原则正在受到破坏。如果另一个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欧洲西方往往会以制裁回应，而非公平竞争。
姜锋：他们正在努力实现这种平衡。如今欧洲的政治格局碎片化趋势明显，社会分裂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谈谈欧洲的安全问题吧，您的祖父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和理论大师，他非常重视欧洲，对苏联的欧洲政策和欧洲安全架构产生了很大影响。您认为安德烈·葛罗米柯对欧洲安全架构的三大主要贡献是什么？
葛罗米柯：安德烈·葛罗米柯确实是20世纪下半叶苏联外交政策的缔造者之一。他于1939年加入苏联外交部门，并于1985年辞去苏联外交部长职务。从与他的多次家庭谈话、他的言论以及他写的回忆录来看，我可以单独列举出他三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苏联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承认战后国家边界，这些努力的顶点是1975年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第二，与西方国家建立有益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不仅是承认边界，还与美国、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建立务实、平衡和相互尊重的关系。1970年，苏联与德国（西德）签署了第一个"世纪合同"3，"天然气换管道"合同。从那以后的50多年里，俄罗斯一直是德国乃至欧洲大部分地区最可靠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许多产品的供应国。
回想一下：现在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约为2300-2400亿美元，而早在2013年，俄罗斯与单一欧洲市场--欧盟的贸易额就已经接近4000亿欧元，几乎是现在与中国贸易额的两倍。这生动地表明了俄罗斯和欧洲西方是如何相互交织的。这不仅仅是一方出售自然资源、另一方购买的依赖关系，在许多领域是高度相互依赖。现在，这一切都被毁了。
第三，安德烈·葛罗米柯主要成就是在广义的安全领域。例如，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中，是"三巨头"--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组织的理念和结构--"三巨头"4。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曾于1943年在德黑兰，以及1945年在雅尔塔和举行会晤，同年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又在波茨坦举行会晤（会议期间丘吉尔由克莱门特·艾德礼接替），他们不仅商讨如何赢得战争，更制定了战后秩序的安排。联合国及其大会、安全理事会一同成立，安理会设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顺便一提，从一开始，欧洲地区就在安理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英国、法国和苏联（如今的俄罗斯）均为常任理事国。
然后，在葛罗米柯的领导下，苏联为推行所谓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诸多成果。莫斯科与美国共同建立了战略稳定体系，而欧洲在这一战略与地区稳定格局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全球和欧洲引入了一些军备控制机制。遗憾的是，过去25年间，美国和欧洲国家开始逐步废除这些机制。
1972年，葛罗米柯和尼克松正式确立《反导条约》生效。 图源：哈佛大学
因此，若论及20世纪下半叶苏联/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作为苏联政治家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是边界承认、和平共处学说、互利经济关系以及军备控制体系。
·欧洲的安全架构只能同俄罗斯一起建立
姜锋：这些都是伟大的贡献。这提醒我们，即使在今天，共同安全作为和平共处繁荣的保障是多么重要。但如今欧洲的局势正在变化，安全不再得到保障，和平共处也相当困难。几天前，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听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女士说，俄罗斯已经不是超级大国，经济在崩溃。这意味着，俄罗斯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欧洲可以应对。德国总理默茨也在慕安会演讲中提到，欧盟的GDP是俄罗斯的十倍，所以欧洲应该能够应对得了俄罗斯。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估？
葛罗米柯：如果俄罗斯是地区性大国，那么，讽刺地说，逻辑上应该意味着欧洲西方是次地区性力量了。所以，这是宣传，不是专业观点。十年前他们说一套，现在又说另一套，这是不专业的。在俄罗斯，在最高政治层面，在学术界，我们从未将我们的评估降低到如此糟糕的水平。
即使是俄罗斯今天的官方立场，也是莫斯科准备着与欧洲国家和机构打交道，重新建立必要水平的关系，进行贸易和交流。比如，不是俄罗斯对欧洲人关闭领空，是欧盟对俄罗斯关闭了的民航领空。他们还越来越违反俄罗斯人的私有财产权，在包括芬兰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他们可以以安全为由没收俄罗斯人的财产，这实际上是偷盗。
卡拉斯所说的话并没有让她看起来聪明或专业。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欧洲西方的问题之一：如今许多爬上职业阶梯的人并不称职。他们往往不是因为专业能力而被任命，而是偶然因为更强的候选人没有得到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支持。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并不具备强大、干练且独立人格的人。
姜锋：一些研究欧盟的专家们的确认为，这是欧盟在选择领导人方面的一个制度性问题。
葛罗米柯：卡娅·卡拉斯的言论不仅与俄罗斯不符，也违背了欧洲自身的利益。俄罗斯是一个跨地区和全球性大国，它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领先的军事大国和航天大国之一，也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因此，客观地说，与我国打交道对欧洲西方应该是极其有利的。当他们断绝与俄罗斯关系时，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姜锋：这引出了我的另一个问题。欧洲有些政治人物主张，欧洲的安全架构应该针对俄罗斯而建，而不是与俄罗斯一起建。您的看法是什么？
葛罗米柯：历史上，当欧洲不同国家试图这样做时，这些尝试要么惨败，要么导致重大暴力和冲突。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一直试图说服法国、英国等国家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确保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不会造成重大危害。但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决定在没有苏联的情况下建立安全，但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1945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欧和美国将苏联视为敌人，而非伙伴。它们在与苏联制定军备控制共同规则方面进展十分缓慢，比如如何限制武器，如何避免军备竞赛。在这一方面，苏联在20世纪50、60年代始终保持着积极态度，贯穿70、80年代，直至90年代，包括在欧安组织框架下的合作进程中亦是如此。我们曾共同取得诸多成果，欧洲的安全局势基本实现正常化，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苏联参与其中。
如今，西欧国家正试图重蹈覆辙：将俄罗斯边缘化，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构建新的欧洲安全体系，但这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他们仍将俄罗斯定义为主要威胁来源。最终，这只会沦为西欧自我制造的安全噩梦，一场源于历史执念、扭曲的臆想与宣传的噩梦。不过我认为，迟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归理性。这不会一蹴而就，但在五年、十年后，那些曾为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益处的理念与原则，终将重新被世人所重视。
姜锋：所以您的意思是：回归欧洲共同的安全架构？
葛罗米柯：绝对是的。
姜锋：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认为，欧洲的安全只能与俄罗斯一起建立，而不是针对俄罗斯，他认为发生乌克兰战争，是欧洲政治失灵，冷战后没有能够就欧洲安全做出合理安排。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也曾主张，欧洲的安全应与俄罗斯一起共建，2022年后有所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葛罗米柯：确实是，施罗德和其他几位相信这一点。他们传承了维利·勃兰特、夏尔·戴高乐、哈罗德·威尔逊、奥洛夫·帕尔梅、毛诺·科伊维斯托、理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阿尔多·莫罗等许多人5的精神遗产。
201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会面时交谈
·俄乌战争可能在今年结束，但和平进程需要更多时间
姜锋：您认为这场冲突--乌克兰战争--可能在今年结束。您为什么这么乐观？
葛罗米柯：我们从历史中知道，所有冲突迟早都会结束。问题是，冲突不应被人为延长。当冲突进入军事阶段时，各方都应尽一切可能缩短这个阶段。
姜锋：谁会赢得这场战争？
葛罗米柯：这在欧洲是一个热门问题。在欧洲西部，许多人仍然认为俄罗斯可以在战场上被击败。但是，击败一个核国家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像俄罗斯这样的核超级大国了。历史上大多数战争不是由一方赢得的，有许多冲突的结束是相互可接受的妥协。
姜锋：那么，您认为妥协将涉及领土问题吗？
葛罗米柯：如果说这只是个领土问题，那就太简单化了。这远非事实，领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到后来的普京、梅德韦杰夫，再到普京时代，俄罗斯的主要安全问题是北约扩张。乌克兰战争不是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纯粹的双边战争，这是一场代理战争，数十个国家站在一方对抗俄罗斯。这场战争不能在纯粹的双边基础上解决。它有三个轨道，所有三个轨道都必须得到解决：
第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第二，俄罗斯与欧洲--欧洲西方之间的关系。
第三，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解决如此困难：它很复杂。但我认为，军事阶段有可能在今年年底结束。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向《金融时报》表示，由于美国有其他优先事项，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暂停，但俄罗斯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持开放态度。
姜锋：是的，您提到过这一点，请您说得再具体一些，俄罗斯的目标是什么？
葛罗米柯：曾经有过谈判，先是在白俄罗斯，然后是2022年在伊斯坦布尔。在过去一年里，有过多轮谈判，包括在伊斯坦布尔、阿布扎比，最近还有日内瓦。俄罗斯在这些谈判中阐明了它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有几个问题：乌克兰讲俄语的人的权利，乌克兰东正教的处境。乌克兰应该恢复军事中立，俄罗斯坚持其新的边界必须得到承认。如果有政治意愿，并且如果欧洲不要总是试图破坏谈判进程的话，就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实现第一阶段的解决方案。但整个和平进程将需要更长时间，它可能在今年开始，但将持续数月，也许整个明年。
姜锋：让我们一起希望这场战争今年结束。还有一个问题：一些欧洲政治人物，例如德国总理默茨在前不久访华前表示，中国在这个停战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欧洲政治人物甚至说，如果北京给莫斯科打电话，莫斯科就会停止战争，因为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无法继续。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葛罗米柯：这话说得不太聪明。那是民粹主义，甚至是煽动性言论，因为如此复杂的冲突不会因为一个电话而结束。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不是同事打电话发号施令，然后第二天一切就完成的那种关系。但中国一直在，我相信它将继续，在冲突解决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再说一遍吧，这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双边冲突。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关键的世界大国，通过解决乌克兰冲突，它们应该努力缓和并进而实现我们国家与欧洲西方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姜锋：最后一个问题，欧洲在谈论核战争问题，法国与英国、德国和波兰开始讨论共同的核威慑能力建设的可能性，他们非常担心俄罗斯会使用核武器，您怎么看？
葛罗米柯：这是宣传造势。弗拉基米尔·普京、谢尔盖·拉夫罗夫、国防部长、俄罗斯总参谋部参谋长，所有这些在军政领域做决策的人，从未说过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只有在理论上的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要么是北约以常规方式入侵俄罗斯，要么是俄罗斯及其盟友遭到核攻击。顺便说一句，俄罗斯核学说中设定的核使用门槛高于美国。
而欧洲在核军事领域又在做什么？法国希望深化与英国的核合作，还想拉上德国参与，这是相互的。波兰则表示希望在本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动向，因为这类言论正在破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盯着核大国的一言一行，全球现有九个核国家，同时也存在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核门槛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欧洲，德国、瑞典等多个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充足技术能力，除非美国、俄罗斯及国际法加以阻止。
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如今已成为欧洲西方国家肆无忌惮行事、甚至走到可能引发核扩散地步的借口。现在他们还担心，再也无法依赖美国的延伸威慑，也就是美国的核保护伞。
马克龙近期表示，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还使用了"前沿部署"这一表述。这意味着他不仅在考虑增加法国核武库规模，还打算将部分核武器部署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将彻底改变欧洲当前的安全格局，并对核不扩散体系造成沉重打击。正因如此，当代三大国--俄罗斯、美国、中国--应在防止世界陷入全面混乱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军控与战略稳定领域。
姜锋：谢谢您的分享和时间。
葛罗米柯：很高兴有这样深入的对话。
注释：
1.指彼得一世（1672年6月9日-1725年2月8日），他通过大力改革与军事扩张，通过21年的北方战争击败瑞典，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1721年他加冕为皇帝，俄罗斯帝国诞生，与此同时，迁都圣彼得堡，打通与欧洲的海陆通道，使俄罗斯跻身欧洲列强，奠定了近代俄国强国基础。
2.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年4月21日-1796年11月6日），俄国女皇，在位时间是1762年至1796年，继承并深化彼得大帝改革，使俄国国力强大，疆域大幅扩张，获"大帝"称号。
3."世纪合同"指1970年苏联与联邦德国签订的天然气换管道设备长期协定，是冷战东西方缓和的标志性合作。苏联长期供应天然气，西德则提供钢管、设备与贷款，以能源贸易推进勃兰特"东方政策"。该协议实现苏联资源与西德技术、资本的互补，绑定两国经济关系，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经贸合作的典范，也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俄德能源合作的基础。
4."三巨头"特指二战反法西斯同盟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人先后主导1943年德黑兰会议、1945年雅尔塔会议、1945年波茨坦会议等关键会议，决定了战争走向与战后国际格局，包括推动建立联合国体系。
5.维利·勃兰特：联邦德国总理（1969-1974），推行新东方政策，主张缓和与东欧、苏联关系；夏尔·戴高乐：法国总统（1958-1969），坚持欧洲独立自主，反对依附美国；哈罗德·威尔逊：英国首相（1964-1970、1974-1976），主张欧洲缓和与务实外交；奥洛夫·帕尔梅：瑞典首相（1969-1976、1982-1986），倡导中立、裁军与欧洲和平；毛诺·科伊维斯托：芬兰总统（1982-1994），奉行中立睦邻，维护北欧与欧洲稳定；理查德·尼克松：美国总统（1969-1977），推动东西方缓和，稳定欧洲安全格局；亨利·基辛格：美国国务卿（1973-1977），主张均势外交，推动美苏欧缓和；阿尔多·莫罗：意大利总理（1963-1968、1974-1976），支持欧洲一体化与内部稳定。
